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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阿姨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雖然一直沒出過那個熟悉的鄉鎮。

生在北京郊區的村子，長大后又嫁到了隔壁村，一輩子在農田里討生活，農忙時打理莊稼，農閑時外出打工，兩口子雖未能大富大貴，但靠著肯吃苦的勁頭把兩個孩子養大成人，還讓小兒子上了大學，畢業后留在市里醫院工作。

盡管大兒子身體有殘疾且越來越嚴重，但好在小兒子有出息，工作一兩年之后便不再讓他們種莊稼，每月定期給他們一筆生活費，但老兩口閑不住，老伴一年四季都在周邊工廠打工，她自己時常把自己種的菜拿到鎮上賣，除去一家三口的開銷，十幾年來居然也攢下了幾十萬元的存款。

2017年4月，劉阿姨手上的定期存款到期了，一早便早早來到鎮上的銀行準備再存上五年。

“到時候我們倆真的干不動了，多攢點錢能讓老大去個養老院，我們沒了也好有個地方能照顧老大，不能讓小的管了我們再管大的。”

因為經常去鎮上賣自己種的菜，而且每次攢夠一個整數后就到銀行存上，時間長了跟鎮上銀行的工作人員都很熟悉，銀行的幾位客戶經理大多也了解她們家的情況，熱情招呼之后，劉阿姨決定聽這些孩子們的意見，把錢買成有“利息”的保險。“孩子”是劉阿姨對熟悉的銀行理財經理的愛稱。

雖然簽單的過程對劉阿姨而言有些困難，要簽好多字還要錄像，但劉阿姨說“存”這個五年期的保險，利息高很多，人家讓咋干啥就干啥吧。

此后的日子一如既往，平淡無奇，甚至在接到那家“保險公司”售后服務中心的“保單升級”電話時都是如此。

“她說是xx保險公司的客戶服務中心，問我是不是劉xx，我說是啊，她詳細的跟我講了我什么時間在什么銀行買的具體那張保單要進行保單分紅，然后發了一個怎么過去的找她的短信，雖然沒有具體的地址，但有電話，而且那姑娘聲音很好聽，我信她。”

就這樣，劉阿姨和老伴如約來到了位于朝陽區建外SOHO附近的地鐵站，打電話的姑娘把他們帶到了一個大廈的寫字間，在姑娘的指引下，她通過保險公司的APP完成了自助退保，退保保費到賬后，她又根據要求，通過這家公司的POSS機用剛拿到的退保金購買了一款三年期保底6%的委托理財產品，拿著合同和刷卡小票開開心心地回到通州老家。

一個月后，小兒子回家看他們，聽說這事之后，小兒子拿出合同和小票一看立馬發現不對勁，“刷卡小票顯示是‘消費'，正常的理財產品怎么可能會是這樣的。”

小兒子說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給這家機構打電話，但不幸的是已經無人接聽，上網一查，居然已經有很多老人被騙，隨即他加入了維權群。

“群里的人去保險公司鬧，但保險公司也無能為力，因為是我媽自己主動退保的，退保后的錢跟保險公司已經沒有任何關系，他們也去過那家騙子公司所在地的派出所，但由于證據不足遲遲不能立案，我感覺我媽已經快撐不下去了。”小兒子說。

王叔叔是早年的大學生，畢業后被分配到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任職，40余年一直奮戰在審判一線。

“年輕的時候就想著把工作干好，基本沒怎么管過閨女，后來閨女在北京安家有了外孫，一退休我就過來了，跟老伴一起幫她帶孩子。”

愛需要彌補，最好的方式便是保險。

外孫周歲的時候，王叔叔在家樓下的銀行投保了一份躉交百萬保費的終身壽險，身故受益人是外孫。

“孩子買房、買車都不要我的錢，說讓我們出去旅游，但我放不下孩子，退休后除了老家和北京之間來回跑，其他地方一次都沒出去過，她們不要我的錢就給外孫留下吧，也算是換一種方式照顧她們。”

照看外孫從來不覺時間漫長，轉眼間，外孫都要上小學了，要不是疫情，他跟老伴原本想著帶孩子去歐洲十國游，盡管沒去成，但王叔叔也很開心，因為“保險公司的客服中心”給他打電話說，公司回饋客戶要給他的保單升級，利率比現在翻一番。

“剛接到電話的時候，第一感覺是騙子，雖然金融的案子審的不多，但我很清楚我買的保單沒有利息，哪里的利率？”王叔叔本可以輕松應對這種騷擾電話，但后來的對話讓王叔叔深信不疑。

“我的保單號，身份信息、外孫的身份信息，出單的銀行等等所有的保單信息完全一致，‘客服'后來也說不是利率上調，是要給我調高保額。”王叔叔很開心，因為”又可以給大外孫多留點錢了”。

雖然去到現場發現并非“客服”口中的那家大公司的辦公職場，但想著能多拿一些錢，還是按照“客服”的指導在手機上完成了退保操作，又將錢刷卡給了“客服”，之后拿到了一份“委托理財協議”，保底15%。

雖然隱隱感到不安，但直被女兒發現這份合同并確認出具合同的公司已經跑路才發現自己真的被騙的。

“這家機構已經被立案了，賬上沒錢，大概率追不回來了”聽到老同事的反饋，王叔叔身心俱疲，隨時后來也跟著被騙的哪些人一起去過好多次公安機關甚至去保險公司群訪過，但王叔叔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錢已經打了水漂。

“在公安機關門口等著的時候發現還有好多這樣的機構仍然在行騙，心很痛”。

“投訴、上訪、群訪，圍堵辦公場所......”面對所有受騙的前客戶，保險公司只能默默地承受著本不該由其承受的是非。

面對前客戶持續糾纏的局面，對行業內保險公司而言，絕不是“棘手”一詞可以窮盡。

作為風控嚴格的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大多第一時間啟動了“自救”——通過多渠道向客戶和社會公眾發布風險提示和聲明公告，比如，平安人壽北分、友邦人壽北分分別在其微信公眾號上發布聲明官宣從未以“分紅核算”等名義邀約過客戶，并明確了官方辦公場所，提示客戶謹防上當受騙。

但效果并不明顯，根據業內數據，截至2020年1月，僅北京市已有30余家壽險公司客戶被第三方非法機構以同一手法侵害。

在自救的同時，各機構亦在第一時間將相關信息梳理后正式或非正式地上報當地行業協會與監管局，但作為非執法部門，效果亦不理想。

自救只能繼續。

“修訂客戶告知書，承保時便明確提示客戶，并在強化線上、線下退保提示的同時，采取司法救濟。”

保險公司尋求司法救濟的主流做法大多集中在主動報案、協助報案或提起民事訴訟等方式上。

“因為客戶一直鬧，所以我們只能陪著他們去公安報案。”這或許是保險公司目前的常態，保險公司大多會無條件的配合，“一來能解決他們到公司鬧，二來我們真的希望能立案偵辦，徹底解決問題”

但結果往往并不理想。

警方的答復大多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詐騙的案件不由我們直接受理，受害人可以去各區金融調解中心（簡稱：處非辦）調解，調解不成可以通過他們的系統報案。”根據規則，同一案件在系統中登記信息達到30人時自動立案，罪名通常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在信息不共享的情況下，能立案的少之又少。

據說，目前已有不法機構被立案偵查，但警方僅抓獲個別電話營銷員，實控人已離境，賬上亦無可追償資金。

“我們已多次報案。”

但持續努力了一兩年，至今尚未有保險公司報案成功的先例，不予立案的官方理由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誘導客戶退保的不法機構的行為侵害對象非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不具備報案主體資格；二是誘導客戶退保的不法機構與保險公司退保客戶簽訂的是民事合同，合同有效期內爭議均屬于民事糾紛。

對于第一點的簡單的理解是，投保人退保后便與保險公司沒有任何關聯關系，保險公司無須承擔任何責任，作為案外人自然不具有報案資格。

而對于不予立案的第二點理解則是，誘騙保險客戶退保后購買非法理財產品的機構在未“跑路”之前，都屬于民事糾紛，不屬于刑事立案范疇。

協助某保險公司報案的刑辯律師認為，認定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需具備如下條件：

（1）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

（2）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

（3）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

（4）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6）滬0107民初17717號顯示，新華人壽于2016年便對上海捷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訴訟，稱上海捷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致函其客戶，讓其客戶前往上海捷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處購買理財產品，導致客戶大量退保與投訴，要求其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但最終法院未采納新華人壽意見。

至少眼下，保險公司的路似乎都堵死了。

相比個險渠道，保險公司在銀保渠道面前明顯是弱者，但不法機構鎖定的主力對象之一便是銀保渠道高凈值客戶。

“說明情況，否則直接停掉業務。”近兩年，各家有銀保業務的保險公司大多在持續應對銀行的這一硬性要求中。

銀行工作人員稱，客戶一旦發現被騙被會找銀行鬧，“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銀行將矛頭直指向保險公司，“他們如果不泄露客戶信息，客戶怎么會被騙？”

但保險公司更郁悶。

比如有的保險公司沒有銀保渠道，客戶只是在某銀行有理財產品，但突然有個險渠道客戶說他們接到電話，詢問他們是不是在某某銀行投保了某款保險產品，讓他們前往某地升級保單。

不僅如此，各家銀行都有多家保險公司合作，比如某大行與20幾家保險公司簽署了兼業代理協議，且均有出單，與其合作的所有保險公司客戶均接到了不法機構的誘導退保購買高受益理財產品的電話或短信。

“怎么能是我們的責任”，在走訪過程中，這已成保險公司共識。

但銀行要給客戶一個交代，保險公司只能“遵照執行”。

“你們隨便看，看完趕緊走。”

在不法機構的職場，來自各家保險公司的準客戶正在不法機構員工的指導下匆匆完成線上退保和高息回報的理財合同簽署。

即使保險公司人員表明身份甚至聲稱要報警的情況下，不法機構人員仍然很強勢——“你找誰也沒有，誰都別耽誤誰掙錢。”

作為行業監管機構，各主體的最終依靠，各地監管局始終奔走在破解難題的路上。

“消費者李某最近接到了一通自稱是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電話。對方告知李某，其名下的這張保單收益太低，可以幫助轉換成收益為15%的產品。在這位“工作人員”的指導下，李某來到客服中心辦理了退保。辦理完退保后，“工作人員”又勸導李某簽署了一份號稱是“某日進斗金理財產品”的“轉換合同”。幾個月后，工作人員失聯，理財產品無法兌現，李某才發現自己受騙，后經核實該“工作人員”并非保險公司人員，自己中了非法集資的圈套。”

這段話有一個醒目的小標題：“退保理財”花樣多，非法集資一場空。是北京銀保監局在2020年的金融知識普及月活動中發布的一則消費者提示中的一段原文，而在這之前，北京銀保監局早已發布過類似提示。

2020年1月，北京銀保監局在官網發布一則題為《打出“組合拳” 防范非保險金融產品風險跨行業傳遞》的監管動態。

動態稱，近年來，市場上一些不法分子以“高額收益”為誘餌，假借保險機構名義，誘導保險消費者通過辦理退保或保單貸款獲取資金、購買非保險金融產品，致使消費者失去保險保障。且理財公司一旦“爆雷”或“跑路”，消費者資金損失難以追回，維權道路漫長。

今年以來，此類風險有進一步蔓延的趨勢。北京銀保監局已接到23家轄內保險機構反映第三方理財公司假借保險公司名義，以“紅利升級”、“利息補償”等名義邀約客戶退保并購買非保險金融產品的情況，涉及34家第三方理財公司；接到31件反映保險營銷員違規銷售非保險金融產品的舉報案件，占保險類舉報案件的22.3%。行業發生了2起保險從業人員涉嫌非法集資和金融詐騙的司法案件，甚至有保險公司退休高管涉案的情形。

北京監管局稱此類風險的基本特點：一是以儲蓄型或投資型保險產品的保單持有人為特定目標；二是以“高額收益”為誘餌；三是假借保險機構及其銷售、客服等從業人員名義邀約客戶；四是以套取資金、轉購非法理財產品為最終目的；五是最終結果為消費者資金損失。

對此情況，北京銀保監局高度重視、快速反應，及時調整風險判斷，將上述問題列入階段性重點風險之一，北京銀保監局組織轄內69家人身險公司、52家財產險公司和560余家專業中介機構開展風險排查，發現34家保險機構存在風險隱患。目前已對相關機構開展現場、非現場督導和風險提示，并對3家機構采取監管措施。

但現實是，監管機構畢竟不是保險業外機構的監管部門亦非執法機關，雖持續呼吁推動，但不法機構卻多選擇了熟視無睹，行為愈發猖獗，比如，疫情剛剛得到遏制的5月，在北京著名的第三方理財機構聚集地——富力廣場，又新開了一家專門針對國內排名前十的三家保險公司保單持有人的第三方理財機構，繼續以保單升級之名誘導投保人退保購買其高息“理財產品”，這次的理財收益基本都承諾到了15%。

據物業反映，有受害人發現被騙后報警，但這家機構依然火熱的電話邀約保單持有人前往“保險公司售后服務中心”升級保單。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回看宋時浪子柳永《雨霖鈴》，我們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受其失落、迷茫之下借酒消愁的的無奈與期盼。

但或許我們都誤解了這位天才詞人，從哲學的層面看，“醒”常常代表一種生命的領悟，代表一個生命從迷蒙走向清醒的狀態。

光陰流轉、時代變遷，車水馬龍的繁華之下，不變的應是人們對外在事務感悟的內在升華，但仍有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保單持有人卻因一個電話便為隨時可能跑路之徒貢獻出畢生積蓄。

無力的現實面前，戒“貪”或許是他們“醒”的最好前提。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