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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瑞幸咖啡到康美藥業，每逢大規模財務造假引發巨額索賠，董責險就被輿論打撈起來，普及一圈。

因為，董責險是個典型的“東方不亮西方亮”的舶來品。在美國投保比例恨不得百分之百，在中國這個比例卻只在個位數。

原因并不復雜。追責完善，處罰嚴厲，董責險就是剛需；群訴無力，只如“罰酒三杯”，董責險就是雞肋。

董責險雖小，但對制度環境的要求，不小。

乍暖還寒

11月17日，康美藥業被一審判決賠償投資者24.6億元，原董事長獲刑，公司董事、監事、高管、會計師被連帶追責，其中包括4名大學教授在內的5名獨董合計被判承擔連帶賠償責任3.69億元。

長期以來，被視為“花瓶”的獨董，迅速變成風險遠大于收益的職位。隨即，獨董掀起離職潮，一周時間，20多家上市公司發布獨董離職公告。

面臨巨額賠償的獨董冤不冤，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業界確有爭議。但這個判決，確實改變了整個行業的市場生態和規則預期，2020年出臺的新《證券法》借著康美藥業判決的落地，宣告資本市場極高犯錯成本時代的到來，高管、獨董和中介結構，都要戴上緊箍。

風險陡增，轉移風險的需求就會陡強，董責險被推到聚光燈下。

所謂董責險，全稱是董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保障上述人員在履行其職務過程中“不當行為”造成的損失。

言下之意，董責險不是犯法的免罪符，不會無底線買單。董責險賠償的是“過失”和“錯誤”，而不是“惡意”和“違法”。康美藥業原董事長買了董責險也沒用，但不知情的高管獨董，沒有配合的中介機構，如果法律沒有點名定性，就有適用的可能。

不過，董責險在中國一直不溫不火。據平安產險的總結，有以下五方面原因，包括董監高忽略了過錯推定責任，以為權責范圍內盡了合理義務即可；認為財務造假不賠，就沒有必要購買；認為獨董責任極少，不需要買保險；因成本問題，董事會或管理層沒有通過；存僥幸心理，有人會買單。

他山之石

在康美藥業之前，輿論先后因兩個公司的涉訴而聚焦董責險。它們都是赴美上市的企業，按照美國證券市場的慣例投保了董責險。

一個是瑞幸，財務造假丑聞曝光之后，被媒體報道，投保了2500萬美元的董責險，由8家險企共保，分層賠付。

瑞幸是否獲得理賠，尚無公開信息。因為每家公司的董責險都是定制條款。但瑞幸的情況過于特殊，因為他們是核心高管主導下的公司行為，大規模財務造假，屬于董責險的免責范圍。

另一個是阿里。

更早前，據媒體報道，因為阿里在上市前沒有披露一則重大事項，引發了美股投資者的集體訴訟。最終，這事以和解結束。因為阿里投保了董責險，因此，巨額和解費及在此期間的訴訟費，都有保險公司買單。

這兩個案例，直觀地讓國人對董責險有了一個粗淺啟蒙，其中瑞幸是負面典型，身陷財務造假，有董責險也沒用。董事長、CEO、CFO和COO這四大核心職位，全都免談。阿里則是“正面典型”，對標“不當行為”的寫照，不涉及到違法，屬于履職行為中的“過錯”和“失誤”，因此董責險得以發揮作用，止損或免單。

赴美上市的中概股，面對的是歐美繁復的法律體系，是嚴密的追責、群訴和投資者保護機制，處處“要交學費”，能夠轉移風險的董責險等各種風險對沖機制，就尤為重要。

法治經濟

董責險爆發與否，依賴于資本市場制度環境的重塑。

往小了說，是公司治理，解決內部的監督和激勵，解決獨董的工具人困境，解決內部人控制的權責制衡。公司治理規范，各司其職，行權和保護才能共存，兩者缺一不可，不行權就談不上保護，也就談不上從公司層面開發董責險來規避風險。

往大了說，建制度、零容忍、不干預。這9個字可謂是抓到了監管的核心。比如這次引發熱議的獨董制度，20多年來不能說是形同虛設，但花瓶角色是人所共知的。康美這么吃相難看的財務造假，都有人為獨董喊冤，就是因為人在為制度買單。比如這次開創性的中國特色的群訴制度，形成天價索賠。毋需諱言，市場經濟和資本市場發展了這么多年，在保護投資者利益和保護公司利益之間，我們的天平偏向后者更多。這其實導致了外部監督的失衡，公司及高管的犯錯成本很低，風險轉移反而是畫蛇添足了。

法律和制度引導預期。新《證券法》一出，董責險的需求就上漲了一波。康美藥業判決一出，董責險的需求估計也會上漲一波。但是否井噴，還不敢下結論。這個險種，制度推動型的因素很大。

一言以蔽之，越是成熟的法治經濟，越是需要成熟的董責險。因為分權和制衡、風險共擔和轉移，都是法治經濟的題中之義。董責險不過是改革、治理和轉型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隨著時代旋轉、跳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