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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實際施工人起訴發包方追索工程欠款，并保全了發包方的賬戶資金4000萬元。訴訟中法院查明，實際施工人已將債權轉讓給了其他主體，實際施工人的保全構成保全錯誤嗎？請看以下案例！

一、案情回顧

（一）實際施工人與某公司簽訂內部承包協議完成某橋梁的施工工程等

2013年5月，某交通局與B公司簽訂《BT項目合同》一份，合同確認，B公司中標某市某公路改建工程施工。

2015年8月，B公司與A公司簽訂《投資合作協議》一份。約定，B公司將案涉工程資金投入和收益歸A公司，由A公司實際投入并承擔上述公路工程的合作管理。

2015年9月，A公司與袁某簽訂《協議書》一份。約定袁某原與B公司簽訂的內部承包合同終止，由A公司繼續承擔袁某與B公司的內部承包合同的承包范圍和內容，即完成承包橋梁施工全部工作內容，合同總價預計6000萬元。

協議同時約定，A公司替袁某融資2000萬元，A公司收取管理費等。后A公司實際替袁某融資2175萬元。

2016年7月，袁某與B公司在A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辦公室，簽署一份《債權轉讓協議書》。約定，袁某將案涉橋梁工程的2000萬元債權，轉讓給B公司。

2016年7月，B公司向A公司出具《付款委托書》份，載明，委托A公司將回購債權等共計5500萬元，匯至交通產業集團公司。

2016年1月，案涉工程通過交工驗收。

2019年2月，交通局在案涉的工程的總付款金額為2.9億元，超過《BT項目合同》約定的階段付款金額。

（二）投保基礎訴訟：實際施工人訴某公司拖欠工程款并保全某公司賬戶資金4000萬元

2019年3月，袁某向法院申請訴前財產保全，請求法院凍結A公司賬戶資金4000萬元。某保險公司為財產保全提供擔保，擔保金額4000萬元。

后袁某向法院起訴，主張A公司拖欠其工程款4000萬元，請求法院判令A公司歸還。

法院審理后認為：

袁某已通過簽訂《債權轉讓協議》的方式，將債權2000萬元轉讓給了B公司，另A公司為袁某融資2175萬元。

因此法院審理后判決，駁回袁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三）保全錯誤索賠訴訟：A公司起訴袁某保全錯誤賠償損失獲法院一審判決支持86萬元

上述判決生效后，A公司即向法院起訴袁某保全錯誤造成損失，請求法院判令袁某及保險公司賠償保全錯誤的損失156萬元。

法院審理后認為：

本案中，案件爭議焦點之一為袁某訴前財產保全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法院認為袁某財產保全存在過錯，理由如下：

1、袁某隱瞞將案涉橋梁工程的2000萬元債權轉讓給B公司的事實。

該事實有A公司提供的債權轉讓協議及公證書予以證實，且在另案中陳述2000萬元的債權轉讓給了B公司，協議上的字是其本人所簽。

法庭要求袁某就融資情況提供相關證據，但未能提供，A公司表示該債權轉讓協議系袁某差公司錢，因此，袁某的理由無法成立，存在隱瞞行為。

袁某轉讓的債權2000萬元是其作為案涉橋梁實際施工人應收的工程款，真實合法，且于2016年7月25日已由B公司出具付款委托書給A公司，A公司按照委托內容將該2000萬元和B公司施工的工程款3500萬元轉至交通產業集團公司。

2、袁某回避A公司替其融資事實。

A公司已經替袁某融資2174萬元，與債權轉讓的2000萬元兩項合計4000余萬元，超過合同總價預計6000萬元的60%，已超出BT合同約定的資金回購比例。

3、袁某主張未到期債權。

根據交通局與B公司的BT合同約定，第三期40%回購款支付時間為2019年9月9日，尚未到期，案涉工程在基礎訴訟案件結案前仍然未完成審計。

綜上，袁某請求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所欠工程款3400萬元及利息，應減去已轉讓的債權工程款2000萬元，另剩余款項的付款條件未成就。故在案涉的訴前保全相應的袁某起訴A公司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案件中，最終法院駁回了袁某的全部訴請，且該判決已經生效。

綜上分析，袁某存在過錯，應承擔過錯賠償責任。

對于損失認定，應以被凍結銀行存款4000萬元為基數，從2019年4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6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標準計算，減去被凍結存款在帳戶內所產生的的活期存款利息，損失為861333.34元。

因保險公司為袁某的財產保全出具了訴責險的保函，最終判決，保險公司賠償A公司損失86萬元。

（四）保險公司不服一審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發回一審法院重審此案

因案件一審審理中，A公司撤回了對袁某的起訴，一審法院在袁某未參與一審庭審的情況下，做出了保全錯誤造成損失的判決認定。

保險公司不服一審判決結果，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以一審判決遺漏必須參與訴訟的當事人為由，裁定發回一審法院重審，目前該案正在重審中，一審判決尚未生效。

二、本案的分析解讀：投保人起訴及保全時隱瞞案件的重要關鍵事實存在主觀惡意

本案雖然目前未生效，但從一審判決書查明的事實，大概率可以判斷，原告及投保人袁某，在提起基礎訴訟的起訴及保全時，刻意隱瞞了已簽署過債權轉讓協議，將案涉部分債權轉讓給了B公司，以及A公司已為其融資的事實。

如果上述事實在重審中繼續被確認，就可以認定，袁某主觀上存在保全錯誤的主觀惡意，造成損失需要賠償。

三、對保險公司的借鑒意義：借助專業力量客觀審慎充分評估承保風險后再做出承保決策

本案例雖因在一審中遺漏了必須參與訴訟的當事人，存在程序問題，目前被發回一審法院重審，但本案例中披露的問題，卻是我們保險公司在承保訴責險的時候會遇到的共性問題。

也就是保險公司在承保訴責險時，因一般只能接觸到原告一方，無法接觸被告一方，如何避免偏聽則暗的情形，能夠了解案件的全部情況后，再做出客觀科學的承保或拒保的結論？保險公司如何規避自身承保的風險？

近期暴露出的多例訴責險索賠案件，包括起訴索賠1.3億的案件，都是因為無法了解案件全貌的情況下做出的承保決定，導致存在隱藏的風險。

這些都提示我們，訴責險并不是全無風險，而是屬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風險與機遇共存的保險產品。

因此要想有效管控訴責險承保的風險，就需要對此產品的風險有清醒的認識和判斷，要采取審慎的態度，認識到這樣一個承保法律訴訟風險的保險產品，需要借助專業人員的專業經驗，充分進行承保前的風險評估判斷。

尤其對于金額較大的承保案件，要設法多渠道、多方法、多利用司法大數據等手段，結合案件的各項證據，進行互相印證和比對，以排除案件合理懷疑的前提下，再做出是否承保的決定。

四、本案例素材來源于裁判文書網，判決書編號：

江蘇省興化市人民法院（2020）蘇1281民初1298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