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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015）廣海法初字第1162號

當事人信息

原告：廣州市吉弗仕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被告：某保險公司。住所地：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號東照大廈**樓****單元。

審理經過

原告廣州市吉弗仕貿易發展有限公司與被告某保險公司海上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于2015年11月4日由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移送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審判員周田甜適用簡易程序，于2016年1月15日進行了公開開庭審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張X、委托代理人李XX到庭參加訴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吳X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

原告訴稱：2014年7月21日，原告與華翼進出口貿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翼公司）在廣州簽訂代理運輸合同，約定由原告代理運輸華翼公司30個集裝箱的摩托車配件從廣州黃埔港運至埃及蘇科納港，轉運港為深圳蛇口港，貨物總價值2450667美元。合同還約定，原告承諾在黃埔駁船船開后30天內客人提到貨物并可使用，超出此時間原告需賠付華翼公司整票貨物貨值的15%作為違約金。8月1日，該票貨物從黃埔港裝船，運抵蛇口港后，原定于8月8日裝船轉運。由于原告及其工作人員的過失和疏忽，沒有及時跟進落實貨物的轉船起運，也未告知承運人及其代理人該票貨物的緊迫性，導致該票貨物三次錯過班輪船期，轉運日期推遲至8月29日，待船到蘇科納港時早已超過代理運輸合同約定的30天交貨期限，造成原告對華翼公司違約。華翼公司向原告索賠367600.05美元，原告依約先期向華翼公司支付了部分賠償金57000美元。同時，華翼公司至今拒付原告應收運費52800美元。原告于2014年7月31日向被告投保物流經營人綜合責任保險，保險期間為201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止。原告向被告支付了6200美元保險費。事故發生后，原告及時向被告提出理賠申請，但被告無故反復推諉，并于2014年9月5日正式函告原告，拒絕賠償。請求法院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險金50000美元；（二）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原告舉證

原告在舉證期限內提交了以下證據材料：1.代理運輸合同、出口貨物托運單、裝箱單、形式發票，以上4份證據擬證明原告與華翼公司成立貨運代理關系以及貨物數量和價值；2.分別在抬頭寫有“前期發美亞裝箱單”和“前期發美亞形式發票”字樣的裝箱單、形式發票，擬證明原告已將發票和裝箱單發送給被告；3.原告所稱的提單，擬證明原告將貨物交付給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榮公司）承運；4.長榮公司官方網站訂艙頁面的截圖，擬證明原告通過承運人網站的訂艙頁面向承運人訂艙；5.編號分別為147400313378和147400322831的兩份配載通知，擬證明承運人確認承運船舶的名稱、起運港和轉運港的預計到港時間、離港時間；6.深圳永航國際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以下簡稱永航公司）簽發的三份變更船期通知、原告給永航公司的催促函，以上四份證據擬證明船期先后三次推遲，原告未告知該票貨物的時間要求；7.原告所稱的其員工馮淑君關于長榮延船問題的檢討書，擬證明貨物錯過轉運時間的原因；8.永航公司拒絕承擔責任和費用的函，擬證明永航公司拒絕承擔責任及其理由；9.被告出具的編號MAXXX00152物流經營人綜合責任險保險單（以下簡稱涉案保險單）及物流經營人綜合責任險保險條款（以下簡稱涉案保險條款），擬證明原、被告成立保險合同關系；10.原、被告之間的往來郵件，擬證明原告向被告索賠但被告拒不理賠；11.被告拒絕理賠函，擬證明被告拒絕原告理賠要求的理由；12.境外匯款申請書，擬證明原告向華翼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賠償金；13.涉案貨物追蹤的查詢結果截圖，擬證明涉案貨物的收貨時間、起運時間和到港時間。

被告辯稱

被告辯稱：第一，沒有任何承運人確認涉案貨物屬于延遲送達,即使貨物延遲送達，也應由承運人賠償，而不是作為貨運代理人的原告。第二，從原告提供的證據看，其所稱的貨物延遲送達主要是運輸船舶艙位緊張導致，與原告是否及時跟進沒有必然聯系。第三，原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因為貨物延遲送達遭受損失，即使有損失，也是運輸船舶艙位緊張導致，而不是原告的疏忽和錯誤引起的。第四，原告與華翼公司約定的違約金不符合貨運代理的操作慣例，不屬于保單承保范圍。第五，即使被告需要承擔責任，也應當扣減相應的免賠額。

被告質證

被告未提交證據材料。

本院查明

經庭審質證，本院對原告提交的證據審核認定如下：

代理運輸合同、裝箱單、形式發票為原件，出口貨物托運單為復印件，被告對上述四份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均有異議，但未提供相反證據加以反駁。本院對提供原件的代理運輸合同、裝箱單、形式發票證明力予以確認；出口貨物托運單雖為復印件，但能與上述提供原件的證據互相印證，對其證明力亦予以確認。

分別在抬頭寫有“前期發美亞裝箱單”和“前期發美亞形式發票”字樣的裝箱單、形式發票為復印件且無原件供核對，其內容與上述有原件的裝箱單、形式發票一致，但僅憑抬頭手寫“前期發美亞裝箱單”和“前期發美亞形式發票”字樣，不能證明原告已將發票和裝箱單發送給被告，故對其證明力不予確認。

長榮公司網站訂艙頁面的截圖為電子數據的打印件，僅能反映長榮公司網上訂艙所需填寫的信息，不能證明原告通過承運人網站的訂艙頁面訂艙的事實，對其證明力不予確認。

原告所稱的提單、編號分別為147400313378和147400322831的兩份配載通知為復印件且無原件供核對，其中原告所稱的提單并未記載承運人或其代理人簽發的信息，應認定為具有提單格式的確認函。上述證據雖無原件供核對，但其記載的裝貨港、目的港、集裝箱號碼等內容均能與上述提供原件的代理運輸合同、裝箱單、形式發票互相印證，對其證明力予以確認。

永航公司簽發的三份變更船期通知、原告給永航公司的催促函以及永航公司拒絕承擔責任和費用的函均為往來電子郵件的打印件，屬于電子數據，原告未對該電子數據進行公證或向法庭及被告出示，其內容也不能與其他提供原件的證據相互印證，故對其證明力不予確認。

原告所稱的其員工馮淑君關于長榮延船問題的檢討書屬于書面證言，馮淑君作為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書面證言的內容也不能與其他提供原件的證據相互印證，且原告未提供馮淑君為其員工的證明材料，故對該證據的證明力不予確認。

被告出具的涉案保險單為原件，被告對其真實性沒有異議，故對其證明力予以確認。

原、被告之間就保險理賠問題的往來郵件、被告拒絕理賠函均為往來電子郵件打印件，屬于電子數據，雖然原告未對該電子數據進行公證或向法庭及被告出示，但被告對其真實性均無異議，故對其證明力予以確認。

原告提交的境外匯款申請書為原件。被告對其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與本案沒有關聯。原告主張其向華翼公司分批賠付違約金，該證據證明的是目前賠付的部分。該證據記載匯款人為原告、收款人為華翼公司、匯款付言欄注明“賠償金LIQUIXXXEDDAXXXES”，結合原告的陳述，可以認定與本案具有關聯性。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證據加以反駁，故對其證明力予以確認。

涉案貨物追蹤的查詢結果截圖系長榮公司官方網站提供的電子信息，被告對其真實性有異議，但未提供相反證據加以反駁。查詢所依據的訂艙號以及集裝箱編號等內容能夠與上述被確認具有證明力的證據互相印證，本院于2016年2月18日登陸長榮公司官方網站輸入該訂艙號進行查詢，查詢結果與該證據內容無異，故對其證明力予以確認。

本院根據上述被確認有證明力的證據和庭審情況查明本案事實如下：

一、原告代理華翼公司運輸涉案貨物的有關事實

2014年7月21日，原告與華翼公司簽訂代理運輸合同，約定由原告代理華翼公司辦理30個集裝箱貨物從黃埔港運往蘇科納港的訂艙、報關、報驗、裝箱、轉運、代墊代付海運運費及有關雜費等相關運輸事宜。合同還約定，原告承諾在黃埔駁船船開后30天內客人提到貨物并可使用，超出此時間原告需賠付華翼公司整票貨物貨值的15%作為違約金。7月22日，華翼公司向原告出具出口貨物托運單，載明貨物名稱為摩托車配件，并提供了裝箱單和形式發票，裝箱單記載了30個集裝箱的編號、重量和尺寸，形式發票記載了集裝箱所裝載的貨物數量及價格，貨物總價為2450667美元。后原告向長榮公司訂艙，訂艙編號分別為147400313378和147400322831。貨物由長榮公司承運，于7月30日在黃埔港裝船，8月1日從黃埔港出發，8月28日到達蛇口港進行中轉，8月29日從蛇口港出發，9月21日到達蘇科納港。

二、原告向被告投保的有關事實

2014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投保物流經營人綜合責任保險，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涉案保險單和涉案保險條款。涉案保險單記載：保險人為被告，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均為原告，保險期間從2014年8月1日00:00時起至2015年7月31日24:00時止；被保險服務包括貨運代理人以代理人的身份從事（公路和海運）運輸、作為承運人的海運貨運代理人如簽發貨代提單的締約承運人、公路承運人（作為締約承運人）以及報關經紀人；“貨損責任”保障項目下，貨物在正常運送途中（包括運輸途中的倉儲）發生損失的責任賠償限額為250000美元。“錯誤和疏忽責任限額”為任一事件產生的任一損失事故或一系列損失事故50000美元；關于免賠額，錯誤和疏忽責任、其他索賠免賠額均為2000美元每次事故或事件。涉案保險單特殊條款記載：無論被保險人與其客戶或托運人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合同，本保單不承保任何間接損失，為免歧義特別說明該間接損失包括市場變動、市價貶值、信譽損失、名譽損失或其他經濟損失。

保險條款“承保范圍”記載，本保險承保被保險人或其分包商為在承保地域內運輸及／或倉儲的貨物正常提供被保險服務過程中，根據可保法律和可保合同所承擔的下列責任、費用支出以及其他風險，包括貨損責任、錯誤和疏忽等。貨損責任包括被保險人因延遲交付貨物引起的經濟損失所承擔的賠償責任。錯誤和疏忽責任是指被保險人由于被保險人、其雇員和／或其分包商因過失、錯誤或疏忽未能遵循或提供指示或作出錯誤的安排或造成文件單證錯誤或提供錯誤的意見或信息等四種情形直接導致托運人、收貨人、海關及稅務當局因其實際違反或指稱其違反職業責任而對其提出索賠所依法承擔的賠償責任。責任免除條款中的“履約保證”一項記載：除交貨遲延以及可保法律和可保合同另有規定外，在任何條件下，本保險均不承保由于被保險人訂立的任何協議或合同中包含的合同保證、違約金、履約保證、罰金條款或任何最終限期所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任何實際或指稱的索賠、損失、損害、責任或費用。

三、原告向被告申請理賠而被告拒賠的有關事實

8月22日，華翼公司向原告發函，要求原告根據雙方簽訂的合同條款賠償其經濟損失367600.05美元。原告隨即向被告申請理賠，被告于9月5日向原告發函，拒絕對其索賠作出賠償，理由是：原告與委托人簽訂的代理運輸合同并非經過保險人批準認可的運輸合同，條款為非批準的合同條款，而貨物的延誤送達是由于蛇口港至埃及港口的航線出現貨物運輸量劇增的情況，船公司無法安排本票貨物按原計劃裝上貨船導致；根據保單，針對非批準的合同條款的索賠，無論被保險人與其客戶或托運人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合同，本保單均不承保任何間接損失，為免歧義特別說明該間接損失包括市場變動、市場貶值、信譽損失、名譽損失或其他經濟損失；另外，根據除外條款的第十四條，除交貨遲延以及可保法律和可保合同另有規定外，在任何情況下，本保險均不承保由于被保險人訂立的任何協議或合同中包含的合同保證、違約金、履約保證、罰金條款或任何最終限期所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任何實際或指稱的索賠、損失、損害、責任或費用。

12月22日，原告向華翼公司支付違約金57000美元。

本院認為

本院認為：本案是一宗海上保險合同糾紛。

原被告雙方簽訂物流經營人綜合責任保險合同。該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我國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雙方均應依約行使權利并履行義務。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原告對華翼公司關于違約金的賠償責任是否屬于保險合同的承保范圍。

原告在與華翼公司簽訂的代理運輸合同中約定，原告為華翼公司的貨運代理人辦理出口貨物的訂艙、報關、報驗、裝箱、轉運、代墊代付海運運費及有關雜費等相關運輸事宜，原告在庭審中也確認其從事的是貨運代理事務，屬于保險單中被保險服務的第一項“貨運代理人以代理人的身份從事（公路和海運）運輸”，因此，原告有權依據其貨運代理人身份來主張保險合同項下的權利。

根據保險條款，被保險人因延遲交付貨物引起的經濟損失所承擔的賠償責任屬于保險合同承保范圍。可見，被保險人承擔保險范圍內的賠償責任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存在“延遲交付貨物”的情況；二是引起了經濟損失。

對于該條款中“延遲交付貨物”的理解，原、被告雙方存在爭議。原告認為貨物未能在黃埔駁船船開后30天運抵目的港即構成延遲交付貨物，而被告則認為涉案貨物是否延遲送達須得到承運人確認且應由承運人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的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從有利于被保險人角度，該合同條款中的“延遲交付貨物”不應狹義地理解為承運人的行為，而應理解為一種事實結果。雖然原告作為貨運代理人并沒有運輸貨物的義務，但其已經向華翼公司作出了貨物送達期間的承諾，貨物未如期送達即可認定發生了貨物延遲交付的事實。

關于是否引起經濟損失，被告認為原告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華翼公司因為貨物延遲送達而遭受損失。根據查明的事實，華翼公司在索賠函中要求原告按照代理運輸合同關于“原告承諾在黃埔駁船船開后30天內客人提到貨物并可使用，超出此時間原告需賠付華翼公司整票貨物貨值的15%作為違約金”的條款賠償經濟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可見，違約金是通過將對方因違約產生的損失在合同中以確定的金額事先約定出來的一種形式，華翼公司關于違約金的索賠也是關于經濟損失的索賠。

因此，原告對華翼公司關于違約金的賠償責任是因延遲交付貨物引起的經濟損失所應承擔的，屬于保險合同的承保范圍。

原告主張，由原告及其工作人員的過失和疏忽引起的損失事故及因此產生的對華翼公司的賠償責任屬于保險條款中的“錯誤和疏忽”承保項目。但是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貨物遲延是因其“錯誤和疏忽”所導致；而且華翼公司作為托運人對原告提出索賠是因為原告違反代理運輸合同中“承諾在黃埔駁船船開后30天內客人提到貨物并可使用”的約定，而不是如保險條款中“錯誤和疏忽”一項所述指稱原告違反職業責任。因此，原告援引“錯誤和疏忽”條款向被告索賠沒有合同和法律依據。

至于被告拒絕向原告理賠的理由。第一，被告認為，針對非批準的合同條款的索賠，無論被保險人與其客戶或托運人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合同，本保單均不承保任何間接損失。根據上述認定的事實，華翼公司向原告主張的違約金損失是直接基于代理運輸合同的約定，不屬于間接損失。第二，被告認為，根據除外條款的第十四條，除交貨遲延以及可保法律和可保合同另有規定外，在任何情況下，本保險均不承保由于被保險人訂立的任何協議或合同中包含的合同保證、違約金、履約保證、罰金條款或任何最終限期所直接或間接導致或引起的任何實際或指稱的索賠、損失、損害、責任或費用。該條款明確說明“除交貨遲延以及可保法律和可保合同另有規定外”，而華翼公司向原告提出的關于違約金的索賠正是由于交貨遲延引起的。因此被告拒絕向原告理賠沒有合同和法律依據。

按照原告與華翼公司簽訂的代理運輸合同中關于“原告承諾在黃埔駁船船開后30天內客人提到貨物并可使用，超出此時間原告需賠付華翼公司整票貨物貨值的15%作為違約金”的約定，因貨物遲延交付，原告應向華翼公司賠付367600.05美元。保險合同約定，被保險人因遲延交付貨物引起的經濟損失所承擔的賠償責任屬于貨損責任的范圍，而貨損責任賠償限額為250000美元。因此，被告應承擔的保險金賠償限額為250000美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六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損害，被保險人未向該第三者賠償的，保險人不得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原告已向華翼公司支付了57000美元，有權在57000美元內向被告主張賠償保險金。原告訴請被告支付保險金50000美元，不超過上述金額，應予以支持。被告辯稱應當扣減相應的免賠額。保險條款約定，“免賠額”指本保險承保的每次損失中，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的金額。此類索賠的免賠額為2000美元。免賠額應從損失中扣除，原告訴請的50000美元遠低于從損失中扣除免賠額后的金額，不應再從原告訴請的金額中扣除，故對被告的上述主張不予支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關于“保險人收到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請求后，應當及時作出核定；......對屬于保險責任的，在與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達成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協議后十日內，履行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義務”的規定，原告對華翼公司關于違約金的賠償責任屬于保險合同的承保范圍，被告應履行向原告賠償保險金的義務，向原告賠償保險金50000美元。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本案裁判結果

被告某保險公司向原告廣州市吉弗仕貿易發展有限公司賠償保險金50000美元。

以上給付金錢義務，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履行完畢。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受理費2977元，由被告某保險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以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或者代表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