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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是將蓋然性占優勢的認識手段運用于司法領域的民事審判中，在證據對待證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確實充分的情況下，如果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已經證明該事實發生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對該事實予以確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是中國對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的明確規定。

歷時三年，備受保險行業關注、網絡多次熱議的“甘肅老板駕車墜入水庫”案，歷經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于2019年8月下達二審終審判決。

甘肅省高院支持了保險人的“自殺”拒賠主張，駁回了被保險人家屬提出的支付保險金2400萬元及利息訴訟請求。至此，這起金額巨大、涉及被保險人“自殺”認定的人身保險賠案終塵埃落定。

被保險人身故涉嫌“自殺”，保險人予以拒賠

2016年3月15日凌晨6點多，甘肅慶陽火鍋店老板王維紅開車至上述路段時，墜入麒麟寺水庫。兩天后，王維紅尸體被打撈上來。

文縣公安局調查報告顯示，警方勘查并沒有發現現場道路路面制動痕跡，“在車輛駛出路面點位置路邊緣有微小痕跡，證明車輛在駛出路面之前未采取制動措施而是加速行駛。”此外，警方現場勘查分析：“事發地路況好，道路直，視野開闊，輕微坡度，駛離路面點西側有水泥防護墻，東側有路邊房屋，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在此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極低。”

GPS記錄還顯示，在3月13日至14日，王維紅曾前后六次出現在事發地附近。焦小云的一審代理律師、甘肅拓原律師事務所劉吉穎分析，這是王維紅往返中廟與碧口鎮途中的正常經過和停留。而保險公司則認為，這是王維紅為了自殺進行踩點。保險公司調查后認為當事人買了多家公司保險，且有外債，存在自殺的嫌疑，涉嫌騙保。

事故發生后一個月，也就是4月15日，保險公司出具“理賠決定通知書”，表示“不予退還保險合同之保險費；不予承擔合同解除前發生安全事故之保險責任”，理由是“因本次事故屬于條款約定的責任免除情形，以及投保人在投保時故意未向本公司如實告知，嚴重影響了本公司的承保決定，故解除保險合同，同時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2016年7月18日，焦小云向甘肅省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中國平安人身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慶陽分公司。2017年4月19日，慶陽市中院在審理案件時，對于事故發生的原因界定不明確，不能精準確定民事責任，發函給隴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要求對死亡結論做進一步明確。隴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于2017年5月16日回復表示“王維紅系溺水死亡”，“認為本起事故不屬于交通事故”，并附上“3.15事故調查分析報告書”。

報告書顯示，“根據現場勘查、電子物證、走訪調查及檢驗鑒定，認為此事是當事人王維紅在自主意識支配下完成的，不屬于交通事故，不予按照交通事故受理?！睉c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焦小云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本案沒有足以推翻《不予處理決定書》的證據，因此也認定為不屬于交通事故。并認定，王維紅駕車墜入水庫既非過錯也非意外，即王維紅在其自主意識支配下駕車墜入水中既非遭受意外傷害也非交通事故，平安保險安陽分公司理賠條件不成就。

一審敗訴，焦小云上訴，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甘肅省高院支持了保險人的“自殺”拒賠主張，駁回了被保險人家屬提出的支付保險金2400萬元及利息訴訟請求。

在長達三年的審理中，該案爭議焦點之一為王某身故是否為自殺造成?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

1.焦某于2015年9月15日，2015年10月20日，10月19日、11月2日，王某先后與多家保險公司訂立多份保險合同，以上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均為王某，均以王某身故為保險金給付條件，每份合同均約定了較高的身故保險金。王某和賈焦某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與不同保險公司分別訂立較大金額且都包含以死亡為賠付條件的保險合同，行為異常，不符合普通人購買保險習慣。

2.2015年11月30日，王某發生單方交通事故且傷勢較重，受傷后未全面檢查且在未治愈情況下僅住院7天便出院，出院后亦未治療。因病情加重后又于當年12月29日再次入院治療，并于2016年1月6日進行手術，1月21日出院。王某在簽訂保險合同后不到一個月時間就發生單方事故且未向公安機關報案，事故發生原因不明，受傷后的住院治療行為也不符合常人習慣。

3.王某第二次出院后，醫囑明確要求臥床休息6周(至2016年3月3日)后才能在嚴格佩戴胸股部支具情況下下地活動鍛煉，但王某于3月13日卻在西安市租車并駕車到甘肅文縣境內。從王某住院治療經過及出院時醫囑看，王某在該時段應進行恢復鍛煉，但其不顧身體狀況從慶陽市到西安市租車后，再一人長途駕駛至甘肅省文縣境內不合常理。焦某雖解釋系進行火鍋市場考察，但并不具有緊迫性，該解釋不符合常理。

4.從車載GPS軌跡看，王某駕駛車輛在事故地點徘徊往返六次。從車輛運行時間、狀況及張某身體狀況看，王某的行為可疑。

5.從生效判決看，王某、焦某及其經營的公司在張某死亡前已經大量負債。在大量負債情形下，王某、焦某先后購買多份大額且以身故為賠付條件的保險，不符合一般購買行為。

最終，經過對焦某與保險公司遞交證據綜合判斷分析，法院認為保險公司所舉證據能夠達到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能夠證明王某系自殺的可能性極大，對保險公司抗辯系自殺的主張予以支持。

人身保險理賠司法實踐中自殺認定標準

(一)自殺界定

實踐中，保險合同大多約定“如果自保險合同訂立或者復效起2年內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薄侗ｋU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亦規定，被保險人自殺在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復之日起二年內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屬于自殺應承擔舉證責任。

然而，自殺大多帶有較強隱蔽性，多時候是行為人在秘密環境下采取主動行為結束自己生命，并不為外界所察覺或知曉。即使留有遺書的，家屬為了獲取保險金，也不會主動出示該遺書。司法實踐中，保險人舉證證明責任比較重。

(二)被保險人自殺時的精神狀態

在實踐中，當無法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包括間歇性精神病人在其精神病發作、無法辨認或控制行為期間自殺的，由于其主觀方面對于自殺缺乏認識因素、意志因素和自愿性因素，不能認定其成就了自殺行為，保險人不能以此為由拒絕承擔相應的賠償。主流觀點認為，判斷抑郁癥病人是否完成了自殺行為，同樣需要判斷其是否具備自殺的主客觀要件。只有該病人不僅認識到并且意欲死亡結果發生，自愿地選擇了死亡，同時客觀上實施了直接導致死亡的行為，在不可逆轉地造成死亡結果的最后關鍵時刻自己控制著事態的發展時，方能認定自殺行為的存在。

(三)自殺的舉證責任與證明標準

1.舉證責任分配

根據民事訴訟舉證原理，當事人的主張為消極事實的，一般不需要承擔舉證責任。關于“不存在自殺”，對于保險金請求權人來說屬于消極事實，保險金請求權人不需要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保險人應當就被保險人的自殺承擔舉證責任。

2.證明標準

我國民事訴訟中采用的是“優勢證據規則”，即“高度蓋然性”標準。因此，如果保險人主張自殺免責，必須證明被保險人自殺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人民法院不一定要求保險人提供被保險人自殺的遺書或者自認文件。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被保險人工作經歷、生活環境、生前境遇、身體情況、家庭情況、事故現場、保險消費習慣等綜合作出判斷。

在前述案件中，經法院調取的公安機關內部報告認定王某駕車墜入水庫系自主意識支配下完成，公安機關對焦某信訪答復函亦認為王某系自殺。

然而，對于王某是否“存在結束自己生命的故意”，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并未徑直依賴屬于公文書證的公安機關調查報告及信訪答復函簡單作出“肯定”認定。

而是從主觀與客觀兩方面，審慎的從投保及單方事故情況、治療經過、對醫囑遵從情況、外出考察合理性、GPS顯示多次徘徊軌跡、被保險人及經營公司對外負債情況綜合比較分析，再結合公安機關的公文書證，最終對案件事實形成了高度蓋然性認定，認定系王某主觀上存在結束自己生命且客觀上實施了足以造成自己死亡的行為，最終造成了死亡后果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