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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粵52民終519號 責任保險合同糾紛 二審 民事 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8-09-17

上訴人（原審被告）：某保險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區**號。
負責人：羅XX，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涂XX，江西利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萬載縣旺盛汽車運輸服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萬載縣。
法定代表人：張X甲，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林XX、張X乙,廣東南山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某保險公司（下稱某保險公司）因與被上訴人萬載縣旺盛汽車運輸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旺盛公司）責任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普寧市人民法院（2018）粵5281民初41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某保險公司上訴請求：1.依法撤銷一審判決，并依法改判為：某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商業第三者責任保險（以下簡稱商業三者險）責任限額內不承擔賠償責任；2.判令本案訴訟費用由旺盛公司承擔。事實與理由：一、關于駕駛人羅玉存是否具備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一審判決認為，“沒有證據證明羅玉存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情形，羅玉存案發時不知道發生碰撞到被害人才離開事故現場，主觀沒有逃離現場的故意…”，而某保險公司認為，一審判決將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等同于肇事逃逸，適用法律錯誤。
首先，事故逃逸與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事故發生后，駕駛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或者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事故現場的免責情形存在顯著區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的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從該解釋可以看出，行為人交通肇事后逃跑的目的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第1款的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后，立即停車、保護現場、及時搶救傷員和報警，系交通事故發生后駕駛人的法定義務。故依此法律規定，兩相對照肇事逃逸與涉案保險合同的免責情形可以發現，于肇事逃逸而言，需得駕駛人在知曉交通事故發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且主觀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而駕駛或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逃離事故現場。但基于案涉保險合同的免責情形而言，只需駕駛人知曉交通事故的發生，未依法采取措施，駕駛或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事故現場即可。至于駕駛人離開事故現場是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抑或害怕傷者親屬及群眾的毆打乃至因飲酒駕駛為逃避交警部門對事故責任的認定，均在所不問。因而，一審判決將二者等而視之，顯屬錯誤。其次，一審判決未依法審查駕駛人羅玉存是否存在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一審判決某保險公司承擔責任的重要理由在于普寧市人民法院（2017）5281刑初931號刑事判決未認定駕駛人羅玉存肇事逃逸，但一如前所述，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與肇事逃逸存在顯著區別，則前述刑事判決未予認定駕駛人羅玉存具備逃逸這一加重情節，并不能作為認定駕駛人羅玉存不具備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的依據，故一審判決未依法獨立審查駕駛人羅玉存是否存在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實屬錯誤。最后，某保險公司在一審中也已指出，交警部門既已認定駕駛人羅玉存在事故發生后肇事逃逸，以劃定其承擔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則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某保險公司當然不承擔賠償責任。在一審中，某保險公司的邏輯思路在于，既然交警部門業已認定駕駛人羅玉存肇事逃逸，并以此認定其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則依此可以合理推得，駕駛人羅玉存知曉事故的發生，其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了事故現場。鑒于肇事逃逸特別要求駕駛人在主觀上具備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前述刑事部分雖然以駕駛人羅玉存主觀上未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未予認定其肇事逃逸，但亦不妨礙其具備了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是故，一審判決繞開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并認為刑事部分不構成肇事逃逸，駕駛人羅玉存當然不具備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于法無據。
二、關于駕駛人羅玉存是否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首先，根據交警部門的認定，駕駛人羅玉存于案涉交通事故發生后，在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發生的情況下，未依法采取措施離開了事故現場。據普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2017］A第3867號）的記載，“羅玉存……事故發生后無立即停車、無保護現場、無及時搶救傷員和報警。事故發生后，羅玉存駕車逃逸”及普寧市人民法院（2017）粵5281刑初931號刑事判決書的記載，“經審理查明……事故發生后，羅玉存駕駛肇事車輛離開現場”，結合二者足以認定，在案涉交通事故發生后，駕駛人羅玉在知曉涉案交通事故發生的情況下，未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離開了事故現場。其次，一審判決無證據證明駕駛人羅玉存不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而在案證據足以證明其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雖同一交通事故的刑事案件部分以未有證據證明羅玉存于交通事故發生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本著“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訴法原則，而未予認定其實施了肇事逃逸的行為，但就民事案件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而言，綜合在案證據足以認定駕駛人羅玉存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理由詳述如下：第一、前述刑事判決書指出，駕駛人羅玉存自動投案并如實交代肇事經過，具備自首情節，這表明其在知道涉案交通事故發生經過的情形下對偵查機關如實地作了陳述，幫助公安機關查清了案件事實，若其完全不知交通事故的發生，則其刑事責任的承擔及自首均缺乏事實基礎；第二，駕駛人羅玉存于2017年7月24日前往交警部門接受調查，而交警部門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卻記載其在交通事故發生后無立即停車、無保護現場無及時搶救傷員和報警的行為，并認定其逃逸應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若其完全不知交通事故的發生，則該份《事故認定書》的記載與事實不符且責任劃分錯誤，而其作為具有20年以上駕齡的貨車駕駛員，在明知被交警部門認定為逃逸將會導致自己被追究刑事責任且無法從保險人處獲得賠償的情形下，卻未通過法定或委托代理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申請復核，而是選擇在交警的主持下選擇與受害人家屬進行調解，如此行為與一般生活經驗不符；第三，前述刑事判決書中并未認定駕駛人羅玉存對于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不知情，其裁判系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訴訟法原則，在公訴方沒有證據證明羅玉存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情形下，便未予認定其具備逃逸這一加重情節，但未確認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不知情。最后，在案證據均指向駕駛人羅玉存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發生的情況下，一審判決認定駕駛人羅玉存不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缺乏事實基礎。本案中，如前所述，交警部門的認定及一般生活經驗均指向了駕駛人羅玉存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且于證明標準而言，已達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而前述刑事判決亦未于認定駕駛人羅玉存不知曉案涉交通事的發生，故一審判決徑直認定駕駛人羅玉存不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缺乏事實基礎。綜上所述，關于駕駛人羅玉存是否具備案涉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而關于駕駛人羅玉存是否知曉案涉交通事故的發生，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故某保險公司請求依法撤銷一審判決，并依法改判為：某保險公司依法在商業第三者險責任限額內不承擔賠償責任。
旺盛公司辯稱，一審判決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二審法院依法維持原判，駁回某保險公司的上訴請求。
旺盛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某保險公司向旺盛公司支付保險金420000元；2.本案訴訟費用由某保險公司負擔。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一、贛Ｃ×××××重型廂式貨車的所有人為邱榮偉，旺盛公司就該車向某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保險金額為100萬元且不計免賠率的商業三者險，其中交強險的保險期間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止；商業三者險的保險期間自2016年8月31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止，被保險人均為旺盛公司。
二、2017年6月18日3時30分許，羅玉存駕駛CT5337重型廂式貨車途經線××市××鎮××就村路段時，與騎自行車的安某發生碰撞，造成安某當場死亡及車輛損壞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羅玉存駕駛肇事車輛離開現場。普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作出《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羅玉存承擔全部責任，安某無責任。2017年7月24日，羅玉存到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接受調查，并如實交代案發當晚其駕車的情況經過。2017年10月31日，羅玉存親屬與安某親屬達成賠償協議，一次性賠償安某親屬420000元。安某親屬收到贛Ｃ×××××重型廂式貨車車方420000元。普寧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2017）粵5281刑初931號《刑事判決書》，未認定羅玉存構成肇事·逃逸，判決羅玉存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三、安某（1992年12月10日出生）系非農業家庭戶口。安某與陳嘉浩（1990年7月30日出生）需扶養母親陳惠如（1965年1月14日出生）。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系責任保險合同糾紛。旺盛公司與某保險公司簽訂了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保險合同，雙方形成合法的保險合同關系，當事人應按法律的規定和合同的約定履行義務。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間內且肇事車輛贛Ｃ×××××重型廂式貨車為被保險車輛，車方已向死者安某墊付了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金，某保險公司應在保險責任限額內按合同約定履行賠付保險金的義務。對某保險公司應否承擔商業三者險賠償責任的問題。某保險公司辯稱商業三者險的投保單、保險條款、投保人聲明等足以證明被告已就商業三者險免責條款向投保人、被保險人進行了告知和提示，羅玉存在知道交通事故發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駕駛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了事故現場的行為屬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情形，某保險公司無需承擔商業三者險賠償責任。經查，沒有證據證明羅玉存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情形，羅玉存案發時不知道發生碰撞到被害人才離開事故現場，主觀沒有逃離現場的故意，羅玉存在知道交通事故發生后到普寧××交通警察大隊接受調查，并如實交代案發當晚其駕車經過的行為不是其承擔事故全部責任的原因，不影響事故責任的認定，不能作為某保險公司主張商業三者險免責的理由，某保險公司應承擔商業三者險賠償義務。
參照《廣東省2016年度人身損害賠償計算標準》的規定，死者安某家屬的各項經濟損失如下：
1.喪葬費：82866元/年÷2=41433元。以上一年度廣東省一般地區職工平均工資82866元/年為計算標準，計算6個月。
2.死亡賠償金：37684.3元/年×20年=753686元。以上一年度廣東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年為計算標準，計算20年。
3.親屬辦理喪葬事宜交通費、誤工費：2000元。安某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其親屬辦理喪葬事宜產生的交通費、誤工費等合理費用依法應由賠償義務人給予賠償，酌定2000元。
4.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0元。安某親屬由于本次交通事故而受到精神創傷，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其有權請求精神損害撫慰金。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與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相關精神損害撫慰金酌定為50000元。
以上各項經濟損失合計847119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同時投保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先由承保交強險的某保險公司在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部分，由承保商業三者險的某保險公司根據保險合同予以賠償；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由侵權人予以賠償”的規定，羅玉存在本案事故中負全部責任，安某親屬的損失超出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的部分仍按100%計算，本案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均由某保險公司承保，且安某親屬的損失未超出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的責任限額，故某保險公司應在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責任限額內賠償安某親屬847119元。旺盛公司請求某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420000元，未超過認定某保險公司在其承保的交強險及商業三者險責任限額內應賠償的847119元。旺盛公司已賠償安某親屬420000元。按照保險合同約定，某保險公司應向旺盛公司支付保險金420000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四條、第六十五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一、三款、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某保險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支付萬載縣旺盛汽車運輸服務有限公司保險金4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7600元，減半收取計3800元（萬載縣旺盛汽車運輸服務有限公司已預交），由某保險公司負擔。
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均沒有提供新證據。
一審判決查明的事實屬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為責任保險合同糾紛。二審圍繞上訴爭議的問題進行審理。
關于某保險公司應否在商業三者險責任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本案交警部門雖然認定羅玉存事故發生后，駕車逃逸，但根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普寧市人民法院（2017）粵5281刑初931號刑事判決書認定：沒有證據證明羅玉存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故羅玉存辯稱案發時不知道發生碰撞到被害人才離開事故現場及辯護人辯稱羅玉存主觀沒有逃離現場的故意的意見，可予采納。因此，應認定羅玉存是因為其不知道發生交通事故而駕駛肇事車輛離開事故現場，與免責條款關于“事故發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或者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事故現場”約定的免賠情形不相符。據此，一審判決認定某保險公司承擔商業三者險的賠償責任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某保險公司上訴主張其不應承擔商業三者險賠償責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駁回。
綜上所述，某保險公司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7600元，由某保險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陳樹城
審判員　　盧樹君
審判員　　洪如玉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書記員　　黃佳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