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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5民終1505號 責任保險合同糾紛 二審 民事 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6-12-05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冀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區。組織機構代碼：07817884—5。
法定代表人：崔XX，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冉XX，河北尚言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王XX，上海華夏匯鴻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某保險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組織機構代碼：66249565—5。
代表人：施建峰，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楊XX，上海銘漢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冀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冀安公司）因與被上訴人責任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浙江省長興縣人民法院（2016）浙0522民初403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并于2016年11月14日進行了公開開庭審理。上訴人冀安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冉XX、王XX，被上訴人某保險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楊XX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冀安公司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某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合同的約定承擔賠償責任或發回重審，一、二審訴訟費由某保險公司承擔。事實和理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一、冀安公司已提交證據證明損失數額并已賠付貨主。一審判決在查明事實中認定“原告于2014年1月6日向被告報案……”，在“本院認為”部分表述“原告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時向被告報案……”，前后矛盾。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于2014年1月4日22時，事故發生后，車主兼司機崔雄超及時報警并通知某保險公司，某保險公司由于自身原因未到事故現場查勘驗損，直至2014年1月14日和2月13日才到貨物存放地勘察。天津立穎公司和天津卡米特公司均屬于第三方，兩公司出具的索賠函和相關證明能證實損失數額。二、施救費和紙箱費的支出是為了減少車上所載貨物的損失，屬于合理費用，是直接損失。二審庭審中，冀安公司作如下補充：一、關于事實認定方面。1、冀安公司并非中介人，而是物流運輸締約承運人，冀安公司將涉案貨物委托轉運不影響對其法律地位的認定。2、冀安公司提交的運輸合同、托運單符合運輸憑證的形式，不能以海運的單證標準作為陸路運輸的標準。3、報案時間2014年1月6日距事故發生不超過48小時，此期間實際承運人既需處理散落貨物、將事故車輛拖離現場，又要配合交警調查處理，運輸車輛即被安置在交警指定的停車場，報案時間符合保險公司處理保險理賠事故的流程。投保單、保單均未對“及時報案”釋明，合理時間報案符合合同約定。4、核定損失是保險公司的義務，不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審判決認為未經某保險公司定損或第三方機構定損，導致損失范圍無法確定是錯誤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應該由某保險公司委派，某保險公司于2014年1月6日接到報案后即委托公估人員到交警部門指定的停車場第一次查勘，1月14日和2月13日又派公估師到貨物存放地點查勘。保險公司對車載貨物的原始狀態和貨物情況是了解的，卻未履行核損義務。冀安公司提交了理賠資料，某保險公司由于工作人員銜接疏忽導致材料丟失，是重大過失。5、冀安公司與托運人有長期業務合作關系，事故發生后托運人已扣除了與貨損等值的運費，冀安公司具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的基礎。二、關于法律適用方面。對本案保險合同第25條第4款的正確理解應是某保險公司并不禁止冀安公司向托運人賠付，冀安公司對外賠付后并不喪失向某保險公司要求賠付的權利，只是某保險公司有權自行定損。冀安公司的合法權益雖未得到保障，卻不能不向第三方賠償，冀安公司作為締約承運人具有保險利益。
某保險公司辯稱，一審判決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判決正確。一、某保險公司對于冀安公司是締約承運人的觀點不予認可。委托單不是運單，作為運輸憑證，承運人必須隨身攜帶，在事故發生時沒有運單，造成當時某保險公司去核損時沒有辦法對貨物進行核實，也沒有辦法核定責任和損失，保險公司有權拒賠。二、貨運責任險承保的是被保險人對外所承擔的物流貨物損失，該定義在保險條款中有表述，冀安公司無視保險合同約定強行適用法定，顯然不合理。三、冀安公司如想證明已及時報案，應提交相關證據，否則應承擔不利法律后果。根據民訴法第75條，對當事人的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某保險公司在本案中積極處理，顯示了誠信。冀安公司在一審中出示了提交給某保險公司的相關單證，并非如冀安公司所述因保險公司內部人員變動而造成冀安公司權益無法保障，某保險公司不存在過失。冀安公司向其代理人報案，未直接向某保險公司報案，某保險公司接到報案時已是事故發生后兩天，得知已沒有事故現場，故約定另行查看，不違反法律規定。在勘查中，冀安公司始終沒有提供運單或隨帶的運輸憑證，致使某保險公司無法核實是否屬于冀安公司的責任以及貨物損失的具體金額，冀安公司違反保險合同約定，應當承擔違約后果。四、關于損失。冀安公司沒有提交第三方或者聯合檢驗的相關憑證，損失依據僅是相關利益方即所謂托運人單獨出具的損失索賠資料，索賠金額沒有證據支持，包括銷貨聯系卡、發票都是復印件，無法與其他證據相印證，貨物去向不明，也沒有殘值處理或買賣等發票。保險合同約定冀安公司對外承擔的是賠償責任，而非商業風險，冀安公司按照保險合同約定或者保險法相關規定都應當積極對外抗辯，而不應將商業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五、冀安公司存在重大過失，某保險公司有權拒賠。根據物流保險條款責任免除部分的約定，投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保險人不負責賠償。本案中司機因操作不當承擔全責，應視為重大過失行為，據此保險公司也不應當賠償。
冀安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某保險公司在物流責任險范圍內賠償冀安公司貨物損失134338元，施救費11850元，紙箱費2740元，合計148928元。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冀Ｆ×××××號重型半掛牽引車登記車主為崔雄超，冀FXXX1掛重型普通半掛車登記車主為湯蘭平。冀安公司為崔雄超介紹貨源，收取信息費和管理費，并為其辦理車輛保險。2014年1月3日，冀安公司和崔雄超簽訂協議書兩份，約定冀安公司委托崔雄超承運滌綸低彈絲8.156噸和大有光FDY絲17.55噸，收貨地址為天津市武清區，且未約定運費。2014年1月4日，崔雄超駕駛冀Ｆ×××××號/冀FXXX1掛重型貨車，自浙江省杭州市出發開往河北省保定市。當日22時，冀Ｆ×××××號/冀FXXX1掛重型貨車行駛至長深高速公路往江蘇方向2219公里處時，因轉向不當急剎車，造成貨物從車上墜落并受損的交通事故。浙江省公安廳高速交警總隊湖州支隊二大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崔雄超負事故全部責任。事故發生后，冀安公司支付了施救費11850元和紙箱費2740元。崔雄超繼續將貨物運到目的地，冀安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向某保險公司報案，某保險公司分別于2014年1月14日和2014年2月13日至貨物存放場地勘察，某保險公司以場地上存放著其他貨物，無法確定涉案貨物的范圍及損失情況，未向冀安公司出具相應定損報告。冀安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后向某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提交了天津市立穎地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津立穎公司）和天津卡米特紡織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天津卡米特公司）出具的已賠付證明，但遭某保險公司拒賠。
另查明，2013年10月25日，冀安公司為其承運的普通貨物在某保險公司投保了物流責任保險，保險期間自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10月28日，每次事故責任限額為100萬元，累計責任限額為300萬元，免賠率為5000元或損失金額的10%。冀安公司在保單中保證：“將貨物交給有營運資質的專業承運人運輸，發生保險事故后，被保險人保證積極履行減損及抗辯義務，在向第三方作出賠償承諾前取得保險人的同意”。2013年10月25日，冀安公司在物流責任保險投保單上蓋章，并聲明：“保險人已將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包括免責條款）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投保人已充分理解”。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第三條約定：“本合同所稱物流是指被保險人接受委托，將運輸、儲存、裝卸、搬運、包裝、流通加工、配送和信息處理等基本功能結合，使物品從供應地向接收地實體流動的過程”。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第四條約定:“在保險期間，被保險人在經營物流業務過程中，因運輸工具碰撞、傾覆、墜落等原因造成物流貨物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承擔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根據保險合同約定負責賠償”。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第九條第（六）項約定：“被保險人的各種間接損失，保險人不負責賠償”。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約定：“發生保險事故后，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保險人，并書面說明事故原因、損失程度；故意或重大過失未及時通知，致使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難以確定的，保險人對無法確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該條第（四）約定：“未經保險人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對賠償請求人作出的任何承諾、拒絕、出價、約定、付款或賠償，保險人不受其約束，對賠償金額，保險人有權重新核定，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冀安公司與某保險公司之間成立物流責任保險合同關系，雙方應按合同約定履行合同義務。冀安公司在物流責任保險投保單上蓋章聲明：“保險人已將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包括免責條款）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投保人已充分理解”，故某保險公司提交的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對冀安公司具有法律約束力。本案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冀安公司承運貨物的實際損失數額如何確定。冀安公司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時向某保險公司報案，未經某保險公司定損或交第三方評估機構定損，導致損失范圍無法確定。且冀安公司提供的證據也不足以證明損失數額，其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對冀安公司主張某保險公司支付貨物損失134338元的訴訟請求，該院不予支持。對冀安公司主張施救費11850元，紙箱費2740元的訴訟請求，根據保險條款的約定，冀安公司投保的物流責任保險是對貨物損失進行賠償，對各種間接損失不負責賠償，施救費和紙箱費不屬于貨物損失，而屬于間接損失，保險人無需賠償，故對冀安公司的該項訴訟請求，該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冀安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640元（已減半收取），由冀安公司承擔。
二審期間，冀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證據材料：1、承運關系證明兩份，用以證明冀安公司與托運方天津立穎公司、天津卡米特公司的所有費用跟冀安公司結算。上述兩公司證明通過扣除運費的方式賠付本次事故造成的損失。2、物流責任保險投保單，用以證明投保單對報案時間沒有約定，也沒有約定何為重大過錯。某保險公司質證認為：對證據1，該兩份證明不符合證據規則，不符合二審新證據的條件，應當被駁回。該兩個公司與冀安公司有利益關系，其證明效力不應被認可。冀安公司所述托運人已扣除了運費作為賠償，并沒有其他證據予以佐證。對證據2的三性予以認可，但并不能證明冀安公司的證明目的，某保險公司一審提交的物流責任保險報價書、物流責任保險投保單、物流責任保險條款能證明保險合同約定和保險公司減、免責部分，免責條款有加粗，某保險公司也對冀安公司進行了提示。
某保險公司向本院提交授權委托書一份，用以證明上海龍琨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琨公司）是冀安公司的代理人。冀安公司質證認為：對該證據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認為與待證內容無關，該委托書不是保險法規定的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報案的代理人。
經審查，本院認證認為：冀安公司提交的證據1系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應當同時具備單位負責人及制作證明材料人員的簽名或蓋章，并加蓋單位公章，而證據1缺乏單位負責人及制作證明材料人員的簽名或蓋章，不符合上述規定，故本院對證據1不予認定；證據2投保單，某保險公司已向一審法院提交并被一審判決作為有效證據認定，對于冀安公司舉證的證明對象，因當事人權利義務由保險合同約定，投保單并非保險合同，故對于冀安公司認為投保單未涵蓋及時報案及免責條款等涉及當事人權利義務條款的舉證目的不予采信。某保險公司提交的委托書，冀安公司對其真實性、合法性均無異議，該委托書明確冀安公司委托龍琨公司為保險顧問，代表冀安公司與保險公司洽談所有相關保險業務和保險事宜等內容，能夠證明龍琨公司系冀安公司的保險代理人，本院對其證據效力予以認定。
一審查明的事實，有相關證據予以佐證，對于一審查明的事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爭議焦點為：某保險公司應否對冀安公司訴請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如需賠償，則賠償范圍及金額如何確定。
首先，根據在案保險合同約定，保險事故發生后，冀安公司不僅應當及時通知某保險公司，采取措施防止或減少損失，還應提交包括損失清單、責任認定證明、支付憑證等在內的理賠資料。若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及時通知，導致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及損失程度難以確定的，某保險公司對無法確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若未能提交約定的索賠材料，導致某保險公司無法核實損失情況的，則某保險公司對無法核實部分亦不承擔賠償責任。本案事故發生于2014年1月4日，某保險公司直至2014年1月6日才收到冀安公司的報案，冀安公司雖主張其于2014年1月4日向龍琨公司報了案，但龍琨公司并非某保險公司的代理人，即便冀安公司委托龍琨公司向某保險公司報案，報案時間也應以某保險公司收到冀安公司或其代理人的報案時間為準。而冀安公司或其代理人未在事故發生當時立即向某保險公司報案，導致某保險公司無法對事故現場進行勘查，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及車輛側翻程度無法確定。冀安公司上訴認為其提交的業務委托單即為貨運單，某保險公司未盡核損義務，本院認為，本案事故車輛承運的貨物除了涉案保險合同項下貨物以外，還包含案外貨物，而某保險公司在事故發生后三次去貨物存放地核損，冀安公司均未能提交貨運單、損失清單、事故責任認定證明等材料，客觀上導致某保險公司對損失范圍和程度均無法核定；冀安公司直至2014年11月才向某保險公司提交業務委托單，該委托單沒有托運人蓋章，也沒有收貨地址及收貨人簽字，不具備貨運單的要素，冀安公司對于損失的無法核實具有過錯，故冀安公司認為某保險公司未盡核損義務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其次，冀安公司訴請某保險公司在物流責任險范圍內賠償貨物損失，故應就其主張承擔損失發生及損失數額的舉證責任。涉案保險合同約定，未經保險人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對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諾、付款或賠償，保險人不受其約束。冀安公司上訴稱其已向受害人作出了賠償，但其并未提交證據證明賠償前征得了某保險公司的同意，未履行該合同義務。冀安公司上訴稱賠償金額由受害人自行確定，并已在運費中予以抵扣，經本院審查，冀安公司提交的材料不足以證明損失數額，其陳述真實性存疑，理由如下：1、冀安公司陳述兩組損失報告、索賠函、已賠付證明系天津立穎公司和天津卡米特公司分別打印后向冀安公司出具，而該兩組證據材料除了所涉貨物名稱及金額不同以外，文字內容、字體大小和顏色、電腦打印排版均一致，由兩公司分別打印出具的實際操作性不大。2、天津立穎公司和天津卡米特公司托運的貨物品種不同，單價也不同，而事故發生后，不同種受損貨物殘值單價完全一致，且貨物殘值單價未經價格認證部門的認定，貨損數額存在合理性懷疑。3、冀安公司未能提交其與天津立穎公司、天津卡米特公司簽訂的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原件，對其為兩公司承運貨物所約定的運費金額語焉不詳；冀安公司亦未提交支付憑證證明其已向受害人作出了賠償，或提交財務會計賬本證明賠償金額已從運費中予以抵扣，冀安公司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對冀安公司主張的損失數額不予采信，某保險公司有權不予理賠。
最后，冀安公司向某保險公司投保的是物流責任保險，依據保險合同約定，某保險公司僅對物流貨物損失承擔理賠責任，對間接損失不予賠償，而施救費、紙箱費顯然不屬于貨物損失，故冀安公司上訴要求某保險公司賠償施救費和紙箱費的請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綜上所述，冀安公司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3280元，由上訴人上海冀安物流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楊瑞芳
代理審判員　　鄭　揚
代理審判員　　王麗慧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書　記　員　　丁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