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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功和陽光保險的原始團隊之所以會陷入困境，是因為他們身上的那種理想主義色彩太過耀眼。

    作為職業經理人的不二人選，張維功和他的團隊對于公司股東早期的作用特別大。

    因為張維功的經歷，他一直處于監管層的視野之中，是一個有為的干部，深得信任。而這種信任，對于任何一家保險公司獲得政府牌照，都是極其重要的。可以看到的是，保險作為金融的一部分沒有開放，正是因為早期保險公司在投資上的不理性，這對金融產業來說是致命的。因此在開放之初獲得牌照方面，這個團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而同時，保險業是一個與社會接觸面極廣的行業。正如龍永圖所言，保險業是成熟市場經濟中最主要的機構投資者，而且涉及到精算、營銷、品牌、運營等多個領域。我們可以看到，張維功團隊中的成員，都是在這些領域擁有多年經驗的人才。因此未來在保險公司獲得牌照之后，可以迅速展開運營。在中資保險機構開放之后企業迅速獲得相對優勢，張維功和其團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投資者和作為經理人的張維功團隊對于未來，都是信心滿滿。張維功辭職之后，投資方給了張維功相當于數千萬元的股權，籌建地點確定在北京長安街上一家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五星級飯店，距離天安門廣場僅3千米；連行政用車都已經準備完畢，就等牌照到手，公司即可開張。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在張維功與投資方最后一輪溝通時，驟然停頓。甚至團隊中幾名正在準備趕赴北京的成員，都得到了暫緩來京的通知。

    這是為什么？

    因為張維功感覺到了異常。

    首先，投資方通過一系列的幕后操作，形成了隱性單一大股東控股的局面。這不僅使作為職業經理人的張維功團隊可能會在未來的運作中處于被動局面，更重要的是，這種隱性操作不符合監管要求。這樣，不僅會使張維功在監管部門透支自己的信用，而且還會為未來的運營埋下很深的陰影。保險作為金融產業的一個分支，本來就是信用的一個標桿，而推動過江蘇省整個保險業信用改革的張維功，更是無法面對這樣一個局面。

    其次，由于投資方對于金融產業的認識不高，對于短期贏利的要求超過了保險業的本身可能，這是張維功無法接受的第二個原因。在張維功的內心中，未來自己運營的公司是一家全國性的大公司，因此有一段投入期和產出期之間的間隔。對于保險公司而言，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時間差決定了公司的規模和未來持續經營的可能。對于短期贏利的追逐，會影響屬于金融產業的保險公司的運營。

    金融產業的這種特性，可以用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明。以保險業為例，客戶因為要避免未來可能存在的風險而向保險公司交出一筆保險金，保險公司則因為大量面臨同樣風險的客戶投保而獲得巨大存量的資金。但這些現金的調用和保存是有規律的，是基于高度精確的計算而定。因為客戶未來在面臨風險變成現實的金錢損失時，保險公司必須及時、有效地支付客戶的賠款，起到保障的作用。如果為了追求短期贏利而擴大風險或大股東控制公司挪用資金，則可能導致風險失控。

    因此，如果公司還沒有成立，就不能在這一關系未來公司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上達成共識，這對于公司的未來而言無疑是一枚隱形炸彈，如果出現問題，不僅無法給客戶交代，也無法對自己的員工交代。

    正是由于保險業的這種特性，政府才要對保險業進行嚴格的管理。如果張維功團隊與資方發生這種矛盾，雖然只是可能，但卻是決定陽光保險前景和未來的關鍵因素。

    保險，就是一個經營信用和風險的產業。

    因此，張維功和原有股東最后的離散，當在這一問題上的談判出現裂痕的時候，已成必然。“如果將來公司發展很大了，股東還有問題，而自己掌控不了，就沒法對員工負責任，也沒法對其他股東負責任。”張維功回憶說，“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正是基于對員工、對未來負責任的態度，張維功回到酒店后的三天時間里，把自己關進了房間。

    在這個過程中，與張維功同日抵京的莊良、廖佳、劉紅、于國寧、石運福他們只能無奈、緊張而茫然地等待著；而正準備搭乘飛機前往北京“會師”的江蘇省某保險公司高管張延苓和徐曉冬，卻接到來自北京的電話：情況有變，暫緩北上。

    第三天，一臉倦意的張維功走出了房間。在酒店旁邊的一個小飯館，在充滿期待且憂慮的目光中，張維功說，要重新找股東。

    事實上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決定。這樣的決定不但意味著張維功和他的創業伙伴沒有了辦公場所、出行工具，而且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可能出現困難。因為他們剛剛辭職，而什么時候能夠找到股東卻還是未知數。

    張維功拋出了個難題！

    “調整就調整，我們跟你在一起！”這時的場面顯得有些悲壯。“看到董事長很從容，我們就對未來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幾年后，創業團隊成員之一的劉紅回憶說，“那時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我們對董事長做事的風格和做事的品質非常放心。”知難而上的還有李東輝，李東輝曾任某保險公司廣東分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的“一把手”。后來聽說張維功在北京組建公司，就于2004年6月3日趕到北京，在知道遇到了“大麻煩”后，仍然毫不猶豫地加盟了這個“草班子”。

    “他們不擔心是沖著我過去的做事和風格，但現在遇到的是過去從沒有遇到過的問題；說實話，當時我心里根本沒底。”張維功回憶道。

    強烈的事業沖動和理想主義色彩最初出現在張維功身上的時候，似乎注定了他在未來的人生中，將經歷更多的磨難和挑戰。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里，中庸與平和是人們評價一個人好壞的重要標準。在現實中，他和他的團隊在人生最重要的關口遇到了麻煩，按照這個民族的傳統，她的子孫們如果要有所作為則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一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必須偏執，而偏執通常不容于這個社會。

    但是，畢竟已經是21世紀的中國了，人們評價的標準變了，而且張維功是一個在舞臺上有過歷練的演員。更何況張維功以往的輝煌經歷在默默地支持著他。

    因此，當張維功這個團隊與原有股東離散之后再次找到了出資方，開始自己的新旅程之時，新聞媒體對這個經歷了傳奇般組建的保險公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北京青年報》率先以《陽光產險揭開股東面紗  大股東均為國字頭公司》為標題作了報道，文中這樣寫道：

    陽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發起之日起因其籌備負責人的特殊經歷而名聲大噪。將出任其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張維功是原中國保監會廣東監管局黨委書記、局長。業內人士透露，其在廣東任局長期間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給業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陽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雖然剛剛“批籌”，但自發文之日就再次受到業內關注。據知情人介紹，此期間沉寂的原因是按市場化原則優化股東結構，其在不足半年中組織了數十家意向股東的20多億元人民幣的資本金，并最終精選11億元人民幣為注冊資金。

    陽光產險最終的股東單位同樣令人側目，它們并不是傳說中的民營企業，而是在國內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國石化、南方航空、中國鋁業、中國外運等實力派的“國字頭”組成的“陸、海、空”編隊，出資額分別達到兩億元人民幣。

    面對這樣一家股東實力強大又有保險監管背景的新公司，一家保險公司的高層人士對自身公司可能的人才流失表示了擔憂， “在吸引人才方面，陽光保險太有優勢了，簡直是得天獨厚”。

   《南方都市報》記者謝艷霞則以《南方航空2億參股陽光產險 張維功出任董事長》為標題，進行了報道：
    中國石化、中國鋁業、南方航空和中國外運等均首次涉足保險業……更令人關注的是，將出任陽光產險董事長的張維功曾是中國保監會廣東監管局局長和江蘇監管局局長。今年5月，從江蘇監管局局長一職調任廣東監管局局長一職僅半年余的張維功離任，趕赴北京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