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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商業保險追隨海上貿易來到中國，因此最初的業務大多限于水險（海上保險）和火險（財產保險），人壽保險的規模比財產保險小得多；公司主體也以外商產險公司為主。
不過，歷史曾賦予中國的民族保險業一個短暫的春天。
民國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美列強卷入戰爭，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業迎來一個小高潮，帶動中國民族保險業的興起。同時，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國民多支持民族工商業，紛紛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陸續設立的華商保險公司共有39家，其中經營壽險的有19家。不過，邯鄲學步的華商保險公司由于不懂保險，尤其是壽險的基本規律，經營風險巨大，先后停業的公司約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呂岳泉創辦的華安合群保壽公司。呂不僅開創了民族保險的一個小高峰，同時成為華人壽險公司的第一傳奇。呂岳泉極有商業天分，例如，他將自己的公司稱為“保壽公司”，從名字上投合了國人避諱死亡的心理。
呂岳泉本人就是一段傳奇。
呂岳泉出身于上海浦東川沙的普通船家，當時家里只有兩間草房，全靠父親給人撐船謀生。12歲時，呂岳泉被帶到上海一個英國人家里當傭人。這家主人恰好是當時英國永年人壽保險公司的一位業務經理，機敏的呂岳泉由此進入保險行業，當了一名營業員。后來永年保險把業務擴展到南京，他又當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經理。
這并不是一個美差。南京不如上海開放，知曉保險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壽險的則更少。初到南京走馬上任的呂岳泉，直接面對一個難題——如何打開局面。
出身草根的呂岳泉深知政經的奧秘。
他想方設法結交兩江總督端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而曾經游歷歐美，粗有保險概念的端方，最終被說動，帶頭購買了呂岳泉公司的保險，南京業務由此迅速打開。同時，呂岳泉還結交了張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當時的商界巨頭。
不僅如此，在藏龍臥虎的南京，膽大心細的呂岳泉悄悄接觸尚處地下的同盟會。這次政治投資，使得呂岳泉獲益匪淺，民國初年的政要幾乎皆成為其朋友，或者與其有間接聯系。后來，呂成立壽險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張學良等民國政要先后為其題詞道賀。
民國建立之初，善于把握歷史機遇的呂岳泉毅然辭去在永年保險的職務，跑到上海，拜訪原江浙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恰逢徐也剛辭去南京衛戍總督職務，響應孫中山實業立國的號召，想在實業界有所作為。兩人相談甚歡，商定由徐出面，約請國內政界、商界名流，集資規銀20萬兩，籌辦壽險公司。
一時間，華安合群的股東名流薈萃。
前兩江總督端方首先認股，徐紹楨本人認繳規銀一萬兩，四川總督王人文認繳規銀兩萬兩。北洋首領馮國璋不僅自己認繳了股份，還允諾隨時可以其名義開具介紹信招攬股東。工商界巨子張騫、朱葆三、桑鐵柵、顧棣三等紛紛積極參與。不到半年，股本已繳足20萬兩規銀。
20萬資本的保險公司在當時保險界算是中等實力，一般洋商保險公司的資本在30萬~50萬，但在華商保險中名列前茅。
1912年6月1日，公司先行營業，7月1日正式開幕。公司設上海黃浦灘（今中山東一路）30號，名譽董事黎元洪，總董（董事長）徐紹楨。
華安合群開張之日，孫中山、黃興等民國開國元勛都派人前去致賀。呂岳泉深諳中國政經之道，和馮國璋、張學良、陳其美、王一亭等社會名流交誼甚深。
華安合群甚至還上書革命后上臺的袁世凱：“今欲開通社會，維系信用，不得不賴在上者贊助扶持……倘蒙鈞座贊助，則公司事業之擴充，當易如反掌。”
通過接近權勢人物，華安最大程度地擴大了公司的業務空間。
而呂岳泉從一個貧苦出身的傭人，一躍而成當時第一華資壽險公司的創辦人，成為一顆頗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
有史料認為，華安合群保壽公司開業后的頭10年，呂岳泉并非總經理，先做了7年的稽核員，再任營業部主任3年，10年后董事會才聘呂岳泉任總經理。
除了非凡人脈，呂岳泉力改華資公司管理的軟肋。
華安之前，曾有華興、華通、福安幾家華商保險公司，都因不明白壽險原理，加之管理不善，無一而成。
呂岳泉受春秋戰國借用“客卿”興邦的啟發，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險的老搭檔英國人郁賜當總司理(即總經理），第弗利斯當計算師（即精算師），負責壽險管理中的保險費率、責任準備金、退保金計算等技術問題。同時呂岳泉還特別為兩個外國高層管理人員精心配置了年輕的助手，呂面授機宜，讓他們邊工作，邊偷師。
這種請“外腦”的做法，80年后為另外一個保險草根傳奇人物——平安的馬明哲——所復制。
截至1919年末，華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戶已到達三四千戶，吸納資金100余萬元。隨著規模的擴張，華安合群的投資也開始啟動。
彼時，中國的房地產業如旭日初升，上海、漢口、廣州等大城市一日繁華勝一日，華安的投資重點首先瞄準這幾大城市的房地產開發。
1922年，呂岳泉用50萬兩白銀，購得上海靜安寺路一塊10余畝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漢口五族街購地10余畝；在廣州泰康路珠江大橋東買下一塊6余畝的土地。同時，在南京白下路等處，華安也零零星星吃進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這些地皮逐年升值，華安投資贏利甚巨。
在總部所在地上海，華安合群的手筆更大。
隨著上海市中心西移，上海靜安寺路日益繁華。呂岳泉決定在這里興建一幢國內第一流的歐美風格大廈。他投資白銀10萬兩，請美國著名建筑師哈沙德設計，招標委托上海江裕記營造廠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靜安寺路104號（今南京西路10號）建成八層總公司新址，取名華安大廈。華安大廈成為當時該區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構思，豪華的設施，轟動了大上海。
由于華安大廈的標桿作用，公司業務更加紅火。幾年中，投保戶增加到幾萬戶，吸納資金達500萬～600萬元。
1930年，呂岳泉將華安大廈東側余下的一塊空地以白銀61萬兩賣出，售價超出整塊地皮總買入價16％以上，華安合群大賺一筆。第二年，華安合群把原資本20萬兩折成銀元，增資到50萬元，此時的華安合群達到了巔峰時期。
1931年是一個轉折。
時局飄搖，呂岳泉備受恩澤的政經優勢漸漸消失。1931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日軍又在上海挑起戰火，戰爭引起社會動蕩，上海大量工商業者和中上層人士被迫離開，華安的客戶數量直線下跌。
1937年7月，日軍大舉侵略中國，華北、華東相繼淪陷。華安合群在當地分支機構全部停業，幾乎陷于滅頂之災。上海總公司雖棲身在租界“孤島”之內，但四周日軍大兵壓境，營業也完全停頓。1939年，呂岳泉被迫把華安大廈租借給香港商人開辦金門飯店。
另外一方面，呂岳泉把吸納的壽險資金多數投向了房地產和有價證券，戰爭引起房地產和有價證券拋售成風，市價大跌，公司投資收益喪失殆盡。戰火導致貨幣迅速貶值，原定的保戶保費，公司的滿期款和賠款等，都因幣值變化太快，根本無法計算。呂岳泉無奈只得下令關閉公司，期待抗戰勝利。
值得一書的是，這一期間，日偽方面幾次派人來拉他以所謂“優惠條件合作”重新開業，呂岳泉都予以拒絕。
等到抗戰結束，內戰兀然重開，國內通貨膨脹嚴重。呂岳泉根本無法恢復公司營業，只好把廣州、漢口等地房地產陸續出售，維持員工生存。
1948年冬，呂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保險業的傳奇人物呂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