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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肇始，央行8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降至冰點1.98%。快速的降息打得國內稚嫩的保險行業暈頭轉向，導致中國壽險行業出現巨額的虧損。
中國保險行業的三大不良資產，首先是20世紀80年代的“長尾保單”，第二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亂投資”，但是負面影響最大的卻是最晚產生的“利差損”。
所謂“利差損”，簡而言之就是給客戶的回報過高，超過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使得保險公司出現巨額的虧損，最終影響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危及公司、客戶和市場等三方參與者。
造成利差損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預定利率偏高；另一方面則是投資收益偏低。由于投資渠道的限制，保險公司主要投資在債券市場及貨幣市場，這兩個市場的投資收益與利率水平成正比，降息則收益下降，反之亦然。
舉例而言，1996年賣給投保人的保單，承諾的回報率（預定利率）是10%。但是，由于降息，保險資金隨后幾年的投資回報達不到10%，那么這筆保單就出現負利差，對于保險公司而言，就是利差損。2005年之前，由于利率持續走低，國內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連續下滑，其中有兩年的整體投資收益率連續低于3％的“警戒線”。
最為尷尬的是，多數保險公司以及保險高管，不僅沒有利差損的意識，甚至認為降息之后，壽險產品收益率偏高，是做業務的最好時機。
例如，1997年10月23日，央行最大幅度降息，一下子下降了1.8%。人保壽險的多數分公司一把手喜上眉梢，認為這是做業務的最好時機。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因為聽說人民銀行將會在12月暫停舊保單業務，這些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要求總公司去游說，延長這一期限。
不過，這個市場也有少數明白人。
鎮守人保壽險上海的何靜芝真著急了，她意識到“老業務虧得不得了”。
不過，總公司卻遲遲沒有叫停業務的指令。而10月28日何靜芝就要離開上海，去參加人大的一次活動。迫不得已，于離開前的一天，何自己叫停上海分公司開發的產品（此時的上海分公司尚有部分產品開發權，產品也分為總公司產品和分公司產品）。
但業務部門還是偷偷多做了幾天。到10月底，上海分公司基本叫停了全部業務，防止風險進一步擴大。
事情過去之后，時任副總經理的吳小平，路過上海時曾經感嘆，只有上海才這么焦急，其他分公司都認為這是良機。
不僅人保壽險，平安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馬明哲后來在投資者說明會上回憶這段時間稱，平安1994年6月開始做人壽業務，1996年至1999年6月期間銷售了高利率保單，這些高利率保單的平均利率為6.9%。2007年3月，中金公司的研究報告稱：“平安壽險仍將長期受利差損保單的困擾。根據平安的測算，在目前的投資環境和投資假設下，這些保單所隱含的虧損超過200億元，而峰值時（2050年前后）的虧損將在400億元左右。”
中國第三大保險集團太保集團由于在公司發展初期“重產險，輕壽險”，壽險業務的發展一度相對遲緩。因此，發育相對落后的太保壽險僥幸躲過一次大劫，其利差損虧損規模顯著少于平安。不過，太保壽險背負的利差損，讓其引入外資的過程分外曲折，絕境與重生，幾度反復。
面對頻繁降息，以及持續加大的利率風險，整個保險行業手足無措——除了停售，毫無辦法。這期間唯一的武器就是監管部門不斷發文下調預定利率。
1997年10月23日，央行第三次降息之后，監管部門第一次啟用預定利率武器。當年11月7日，當時保險業的監管部門中國人民銀行，下發了《關于調整保險公司保費預定利率的緊急通知》，通知規定：“將人壽保險業務的保費預定利率上下限調整為年復利4％至6.5％。”
“各經營人壽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應立即對人壽保險業務的預定利率按以上規定進行調整，自1997年12月1日起新簽發的保單必須符合以上規定。”
此時保險公司們已經瘋狂了近一個月。
此后，央行又多次降息，人民銀行原設定的預定利率上限又不夠用了。1999年6月10日，央行第7次降息。剛剛成立一年多的保監會吸取教訓，斬立決，沒有給“搶購潮”留下絲毫投機的機會。
同一天，保監會下發《關于調整壽險保單預定利率的緊急通知》，通知規定“將壽險保單（包括含預定利率因素的長期健康險保單，下同）的預定利率調整為不超過年復利2.5％，并不得附加利差返還條款”。
通知同時嚴令：“自1999年6月10日接到本通知時起，各公司不得再簽發預定利率超過上述規定的壽險保單。各公司務必將本通知于1999年6月10日內傳達到各分支機構。”
至此之后，國內壽險行業“賣得越多，虧得越多”的情形才得以扭轉。
2003年，高盛發布了題為《中國保險業——成長前景、創造價值的關鍵在改革》的研究報告，對中國市場的利差損進行了估計。報告稱，“中國保險業正展現出創造價值式的快速增長，有望在2010年時躋身全球五大保險市場行列，但巨額利差損仍是懸于這個繁榮行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高盛預計中國人壽、平安和太平洋三大壽險公司的潛在利差損約是320億~760億元人民幣。后來這3家公司上市后披露的數據顯示，這其實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
國際市場經驗表明，利差損可能會給一家公司，甚至行業帶來滅頂之災。1998—1999年，受20世紀80年代過量銷售高預定利率產品之累，英國公平人壽發生危機。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早在18世紀，公平人壽就首次運用生命表技術并采用長期均衡保險費方式計算保費，成為最早采用精算技術的保險公司。
這一時期，繼1997年日產生命倒閉之后，1999、2000和2001年三年之中，日本15家主要壽險公司中有7家相繼破產。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出現泡沫。在這一時期，日本壽險公司競相擴大規模，將保險合同的平均預定利率從4%向上大幅提高，至1985年，10年期以下新保單的預定利率已高達6.25%。
到90年代，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陷入通貨緊縮，利率大幅下降， 直至最終采取零利率政策，資本市場也一蹶不振，日本壽險公司隨之陷入利差損深淵，公眾對保險業的信心大幅度下降，出現了退保狂潮。僅1997年第二季度，日本44家壽險公司的壽險退保金額就達到23.7兆日元，其中大公司的退保率約為10%，小公司的退保率高達70%~80%，整個行業備受煎熬。
面對利差損的壓力，各家公司自尋解藥。國壽靠剝離的美容手術，把包袱留給了母公司和財政部；而市場化的平安和太保則不得不苦練內功，自我消化。
硬幣總有兩面。
1999年后，由于預定利率保持不變，投保人獲得的回報相對偏低，香港等地的高回報保單乘虛而入，內地市場成為這些“地下保單”傾銷的區域。確定壽險產品的價格有四個重要因素，分別為預定利率、費用率、死亡率（健康保險為疾病發生率）和退保率。通俗而言，預定利率為保險公司提供給投保人或者消費者的回報率，預定利率越高，投保人獲得的回報越大，但是相對的，保險公司則要承擔更多的利率風險。 
根據重災區之一的廣州保監局2003年的調查，“以普通壽險為例，地下保單給保戶的回報率是5個點，而國內同業給保戶的只有2.5個點；又比如投資連結，國內的回報率是3％~7％，地下保單可以高達20％”。這樣，“地下保單”每年至少使得廣東少收入的保費近100億元。
這顯然超出了監管者們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