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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在100多張牌照申請中，中國人民銀行史無前例地批準成立5家中資保險公司，其中3家是總部設在北京的全國性保險公司：華泰財產、泰康人壽和新華人壽；另兩家是總部分別設在西安和深圳的區域性保險公司：永安保險和華安保險。中國保險業迎來首輪大擴軍。
新公司雖然以國有資本為主，但是民營資本首度挺進保險業，翻開了保險資本暗戰中新的一頁。民營資本將伴隨中國保險行業的成長，上演無數正劇和反劇。而這幾家公司，除了泰康人壽表現相對穩健，其余均是命運多舛：或股權糾纏不清，或經營幾度浮沉，或高管不得
“善終”。
新華人壽就是其中一個縮影，幾乎同時遭遇上述三重困境。
1996年創辦時，新華人壽共有15家發起股東，包括東方集團、寶鋼等，但事實上的大股東為國有企業的新產業系和民營東方系的幾家公司。2006年6月，新華人壽公開的股東信息顯示，新華人壽股東分別是蘇黎世、隆鑫集團、寶鋼集團、亞創、東方集團、北亞、海南格林島投資公司、神華公司等15家股東。 
這僅僅是表象。
2007年11月的《中國經營報》披露，1996年10月，新華人壽剛成立時，外資蘇黎世就同新華人壽創始大股東（即東方集團）秘密簽訂了《股權買賣與合作合同》。這份合同分為A合同和B合同，此外還簽訂了《特別合同》、《信托合同》、《質權設定合同》等一系列文件。
報道稱，合同簽署于1996年的10月30日，蘇黎世合同簽字人是時任蘇黎世資深董事Frank Sriflik和時任蘇黎世北亞/太平洋區負責人Rorber
t Sinler。簽約后兩周，也就是1996年11月12日，蘇黎世馬上兌現合同承諾，先行支付的1.425億元人民幣立即進入了新華人壽大股東境外賬戶。
這份秘密的《股權買賣與合作合同》規定：乙方(蘇黎世)以每股3.85元的價格收購甲方(大股東)擁有的10%股權，雙方商定，購買合同的總價款為 1.925億元人民幣(折合當時匯率計算)，蘇黎世先支付1.425億元人民幣，其余5000萬元待股權交割后再支付。雙方商定，甲方(大股東)要全力保證乙方(蘇黎世)在新華人壽的股權利益，包括表決權、收益權和股份處置權。甲方負責推薦董事，并承諾按乙方的意圖發表意見。合同其他內容還顯示，甲方需為乙方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和金融企業創造一切有利條件。
根據合同規定，在股權轉讓未實現的情況下，只要乙方提出續簽合同，甲方應無條件執行，在相關條款中，根據乙方在附錄上的要求，甲方承諾幫助乙方再次收購14.9%的新華人壽股權。
雙方1996年10月簽訂的《特別合同》第七條規定，甲方保證為乙方安排收購新華人壽股份的24.9%，價格定為每股3.85元人民幣。
如此一來，1996年11月12日開始，蘇黎世以總價 1.925億元人民幣(按照協議其中5000萬待股權交割后支付)已實際持有新華人壽10%的股權，并“隱性”獲得了表決權、收益權和股份處置權。
與 1999年底，新華人壽首次公開向外資股東出售股份時每股4.25元人民幣的價格相比，這份代持合同中蘇黎世所代持的價格顯然要便宜得多。
公開的資料顯示，1999年12月25日，經監管部門批準，新華人壽以每股4.25元人民幣的價格，首次向境外機構發行1.992億新股，占新華人壽總股本的24.9%，并將總股本從6億元增加到8億元；其中，蘇黎世保險持10%，國際金融公司持 6%，日本明治生命保險公司和荷蘭金融發展公司分別持4.5 %和4.4%。
此時，蘇黎世讓人代持屬于無奈之舉，因為監管規定“規定單一外資持有金融機構股權不得超越10%”。想進入中國市場，又要規避監管，“股份代持”成為唯一的手法。
但是，當1999年中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的限制之后。蘇黎世并沒有終止與大股東的上述代持合同，而是與大股東續簽了8個展期合同，繼續由大股東代持10%股份。
其實，蘇黎世有更深的考慮。
2004年，蘇黎世收購國際金融公司手中所持有的新華人壽4.5%股份，同時荷蘭金融發展公司也將4.4%的股份轉給蘇黎世；2006年底，蘇黎世再次收購國際金融公司所持1.1%股權，國際金融公司則只保留0.4%的股份，經過這輪收購， 蘇黎世獲得了兩家外資股東所持有新華人壽10%股份。
《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到2006年底，蘇黎世通過“隱性持股”(10%，后因擴股后稀釋至7.5%)、高調參股(10%)和低調回購(10%)三種方式，已累計持有新華人壽股權比例達到27.5%，成為新華人壽真正的外資大“老板”。
除了外資，新華的內資股東也幾度變換。矛盾激化之時，股東分裂為兩大陣營，互有攻守。新華人壽的股東之爭尚未散去，其創業大佬，前任董事長關國亮又因為挪用保費東窗事發，至今深陷囹圄。
不僅資本撲朔迷離，新華人壽還創造了一個中國壽險神話，開業第一年即為股東賺錢，并且一直將這一奇跡保持下去。
而通常按照國際經驗，壽險公司一般要5~7年才能夠實現贏利。
但是，根據《中國金融年鑒1997》的數據，1996年新華人壽當年就實現利潤425.2萬元。數據顯示，其營業利潤虧損了2317.1萬，但是拜投資收益2742.8萬元所賜，新華人壽首年就賺錢。
不僅如此，1996年之后，新華人壽年年贏利。
這其中，新華人壽的投資能力尤其突出。1997年至2000年增資擴股之前，該公司投資收益分別為1.99億元、3.05億元、1.84億元和2.38億元，對應之期末投資余額分別是14.829億元、15.8億元、12億元和20.34億元。
如果按照這一簡單投資收益率，平均近15%的收益，顯然極為可觀。如果其他同業也能夠連續實現這一收益率，所謂危及中國壽險業的“利差損”自然就會煙消云散。不僅沒有損失，而且還有“利差益”。
是真實的盈利，還是沒有人說破的“皇帝的新衣”？
2006年5月，《21世紀經濟報道》兩位記者首度對于新華人壽連續贏利奇跡提出了質疑。其文《新華人壽連續六年盈利調查》，闡述了一個精算邏輯，如果壽險準備金計提不足，那么一家保險公司是可能實現賬面贏利的。
 “準備金占壽險公司負債的80％甚至更多，提取一個百分點的調整，帶來的可能是上億元財務數據的變動?！?
 “由于準備金提取標準的缺位，從理論上，存在調控財務報表的空間?！?
不僅壽險，產險公司也難逃魔咒。
1996年8月29日，華泰產險在北京高調亮相，一度相當生猛，曾較長時期排在人保、太保、平安之后，成為全國第四大財產保險公司；這家公司還打響了車險費率市場化的第一槍，但是由于不熟悉車險的市場規律，結果是“吃不了兜著走”。
2002年華泰開始轉型，車險由“粗放”收縮為“精選”，保險規模整體下降。華泰轉型成為一家健康的小公司，2007年華泰保險在全國42家有業務統計的保險公司中排名13。同時，保險已經不成為主力，而華泰投資開始擔當大梁。
偏安深圳，1996年10月創立的華安保險虧損最多。
2005年5月，《中國經濟時報》報道，至2002年，華安保險已經形成了1.35億的不良資產，虧損總額高達1個多億；注冊資本金只有3個億，不良資產加虧損基本等于注冊資本金了；保費收入負增長已經達到了70％；更要命的是現金流已成為負數。
 “沒有現金流動的保險企業，說它是瀕臨死亡一點也不過分。”
2002年下半年，華安保險由原來的國有企業控股易手民營資本，由資本市場著名的特華集團實際接盤，揭開了華安蛻變的下半場。
最為不濟的是1996年8月開業的永安，開業一年半就被行政接管，成為國內第一家被監管行政強制接管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