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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嬗變前夜。
這一年的1月，中國人保和中國人壽兩大國有旗艦公司先后宣布，經過一年多的積極探索，這兩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將于年內啟動。
整體而言，快速增長的國內保險行業，面臨著資本金短缺、償付能力不足、不良資產難以消化、歷史包袱沉重等困難。
非改革無以自新。
就國內金融體系改革的先后順序而言，保險先于銀行。一則是為銀行探路，因為后者才是中國金融的核心和本體，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二則國內保險市場的開放也先于銀行業，保險先改革是現實的決策。
路在何方？
國有企業“一股就靈”的老路顯然不能重復；沉積多年，痼疾難除的體制和機制如何翻新，挑戰重重，這些問題都困擾著當時的決策者。
2001年之前，國有獨資金融機構的改革模式尚處于爭論階段。而財政部等有關部委曾對3家國有獨資保險公司——人保、中國人壽、中國再保險——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爭執不下。
三種方案，即分別成立保險控股公司模式、國家保險控股公司模式和分拆重組模式，尤其以方案一與方案三之間的爭論為激烈。前者是將
3家原國有獨資保險公司分別改為控股公司，非經營性資產留在控股公司，經營性資產注入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民營資本和外資參股，改制成為3家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主張將人保、中國人壽按區域進行分拆重組，分別吸引民營資本和外資參股，組成若干個完全獨立的股份制保險公司。
2001年4月16日、19日、24日三天，人保、中國人壽和中國再保險相繼將股份制改革方案鎖定在第一種模式。重組、改制（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后來都成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標準三部曲。
不過，因為改制和上市，外資巨鱷可以輕易挺進中國金融的壟斷部分，最終都賺得盆滿缽滿，從而在國內引爆關于“國有資產賤賣”的巨大爭論。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改制前的中國人壽曾計劃先行引入外資投資者再上市，并與花旗集團、雷曼兄弟等多家外資金融機構就出售股權事宜有過接觸。
事后回顧，2002年啟動的國有保險改革，恰逢其時。行業內部，2002年和2003年，中國保險行業分別增長44.7％和27.1％，分外吸引眼球；行業外部，國際資本依然對于中國保險充滿想象，同時海外資本市場處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互聯網泡沫之后的上升期；同業之間，如果保險公司的改制上市落在銀行、證券業的后面，在國際資本市場就難有重要影響。
幸運的是，兩家國有保險公司先后于2004年底，保險業市場全面對外開放之前，實現海外掛牌上市。形式上，國有保險股份制改革圓滿落定。
就在國有保險劍指海外之時，一些中小保險公司卻在為A股上市折騰不已。
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保險公司因為償付能力不足而希望上市，但是因為償付能力不足去上市，其實不符合上市的本義。彼時，新華、泰康、太平洋、天安、華泰、大眾和平安集團等七家股份制保險公司，皆曰完成了上市輔導，距離上市只差一步。不過，對于多數公司而言，這微小的一步，卻成為永遠的距離。仿佛行星一樣，距離太陽最近之后，滑過便是漸行漸遠，要等待下一個周期，有的甚至成為再也不能回歸的彗星。
這一年，平安將匯豐請進了家門，華泰通過股權受讓的方式與美國 ACE集團聯姻。全國性股份制保險公司除太平洋之外，已均有外資參股。
拜旗艦、外援、勁旅，三大勢力的全力打拼，2002年前三季度，中國保費收入達到2000億元，繼續保持著30%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壽險的增長似乎看不到盡頭。
不過，這一年亦有“不和諧的音符”。
3、4月間，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向媒體公開質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險（下稱“航意險”）存在700％暴利。
茅于軾先生先算了一筆賬：現在我國每年乘飛機的旅客數大約有8000萬人，假定每人都買保險，每張保單20元，8000萬人的銷售收入就有16億元。而這兩年民航的安全記錄非常好，假定一年下來有100人死亡，每人賠20萬，100人共賠2000萬，即使再加上其他零星的索賠2000萬，加起來一共4000萬，再把銷售成本算上，假定每張保單是2元，成本就是1.6億，總成本加起來一共是2億。16億元的銷售收入，2億元的成本，14億元的利潤，也就是說，我國目前航空意外險的利潤能達到700％左右。
面對質疑，保監會的人士給出另外一個賬單。航意險算上保單費、公司管理費、代理人手續費和機場攤位費能占到收入的30％，再加上
20％的法定再保險，6.5％的營業稅，1％的保障基金，5％的巨災再保險及溢額再保險和30％的各種準備金，利潤在10％左右，比其他意外險高，但并非暴利。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種算賬的方法將在2007年質疑交強險暴利時候再度交鋒。
實際上，對于多數的保險公司，由于惡性競爭，航意險最大的意義僅在于在機場設立了一個“活”廣告，而非保費收入，因為多數的保費實際上進入了機票的代理商腰包，或者成為機場的場地租金。不過，保險公司內部少數投機者，的確利用第一種算法，通過手工的假保單，自開保險公司，而大發橫財。
于國內保險業務恢復超過20年之后，保險依然不能擺脫“內行說不清，外行聽不懂”的困境。
或許是因為茅于軾先生名氣太大，暴利論之后的航意險不得不變相降價——雖然20元保費不變，但保險金額則由20萬元上升為40萬元。同時，由于其他替代產品的興起，航意險日漸式微。
這一年10月，一位“關鍵先生”——湖北人吳定富回歸保監會，擔任主席。此前的1998年11月至2000年1月，吳定富曾經擔任保監會第一副主席。回歸后的吳開啟了中國保險行業監管和發展的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