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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契銳評

一周前，知名作家瓊瑤在家中離世，享年86歲。

瓊瑤在遺書中說：

當人老了，都要經過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醫院、治療、不治”的時間，這段時間，可長可短，對于必將老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萬一不幸，還可能成為依賴“插管維生”的“臥床老人”！我曾經目睹那種慘狀。我不要那樣的“死亡”。

鑒于其在娛樂圈的影響力，一時間，滿屏瓊瑤。

綜合各類報道看，瓊瑤以這種方式離開，似乎并無意外。比如，早在2017年，其接受采訪時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彼時她說：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做臥床不起的老人。

有人說，這是因為其親歷了母親和愛人離世前插管治療的慘痛；亦有人說，只有這樣的方式才更“瓊瑤”。

任何人都無法真實地洞悉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在客觀世界里，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個遲暮老者選擇了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和世界告別，或優雅或尊嚴，抑或完全相反；同時我們還能看到的是，一個人，在其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會如何抉擇，與金錢、子女、社會地位等等外在因素亦無太多關聯，唯一的區別或許只在于其在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是否仍可以堅定地做自己，是否還具備自主決定的能力。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截至2023年底，我國已正式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參考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國家的發展歷程，從中度老齡化到重度老齡化，或許只有短短幾年時間。

這也就意味著，將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進入人生的最后階段。于他們而言，如何自處，則成為必須回答并提前謀劃的問題。

先看瓊瑤所不能接受的“插管”問題。很多人認為，發生這一情形時，長者基本已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這一刻如果沒有生前明確的遺囑，子女、親友或許都會選擇維持到最后一刻。

如果“插管”只能維持較短的時間，對于長者或許還能接受，但更多的情形是，隨著醫療技術的提升，“插管”延續生命的時間可能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一如巴金侄女在文章中回憶巴金晚年的慘狀時說，巴金在高干病房中用胃管和呼吸機維持了6年，身上癢自己不能動手，想找人幫忙但又不能說話，簡直生不如死。

如此情形下，最后一程的尊嚴從何談起。

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大多與子女心中的“孝”有關。畢竟，誰也不愿意在老人離世后被七大姑八大姨說成不孝。為了成全子女面子上的孝道，長者自身的感受往往被忽略。

與之相反的則是父母之于子女不同的態度和做法。

近日，行業內一份最新的報告顯示，59.9%的受訪者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愿意入住養老社區。

對此，日本作家上野千鶴子在其系列專著中亦早有論述，其結論是，父母之所以選擇入住養老社區，理由主要是不想讓子女為難。

畢竟不管是與子女同住的老人，抑或自己單獨居住的老人，一旦開始行動不便，子女便需要肩負起照護的責任。尤其是退休后的子女身體或許也已出現各種問題，長時間的照護會讓子女筋疲力盡。

也正是基于此，近年來家庭外聘保姆等專業照護人員成為主流，但時間一長往往又會擔心保姆照顧不周，尤其是擔心夜間老人突發意外時，保姆無法第一時間發現，這種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亦會使子女陷入無盡的焦慮。

為了子女，老人基本都會主動要求入住養老社區。

但入住養老機構，對老人內心的傷害也難以言喻。畢竟，服刑人員還有走出監獄的期待，而老人一旦入住養老社區，則基本不會再有走出來的希望。

根據上野千鶴子的調研訪談，即便是阿爾茲海默癥患者，在自己熟悉家中的狀態也遠好于居住在養老機構的狀態，對其他老人而言更是如此。基于這個調研結論，其長期致力于呼吁在熟悉的家中與世界告別。

而長者可以在熟悉的家中與世界告別的底氣至少有三個維度，一是有自己獨立的住房，二是有足夠的金錢儲備，三是有專業成熟的第三方服務市場。

于我們而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提速，將老一代擁有單獨住房的概率越來越大。參照其他老齡化國家發展歷程，隨著老齡化社會加劇，第三方服務機構亦將快速涌現，市場逐漸規范，幾乎可涵蓋初期的保潔、餐飲、上門助浴，以及醫療康養階段的市場化家庭醫生、上門護士，當然還包括臨終時的專業尸體處理及協助親友處理喪葬事宜的專業化服務。

獨自居家臨終支撐條件中，最難的或許就是足夠的金錢儲備。從日本經驗看，單純的退休金基本較難支撐其相對體面的人生后半程，對此，政府層面統籌的長期護理保險以及個人的商業年金則是兩個有力的支撐。

概而言之，老齡化社會一定是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細分領域的服務者提供專業服務，政府持續優化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并督導實施，商業保險機構則持續優化相關商業保險產品供給結構，豐富市場供給。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養老機構沒有市場，恰恰相反，因為日本規定老人可以使用長期護理保險的前提條件是入住養老機構，進而使得日本的養老機構一床難求，反而是只有“真正的有錢人”才能有條件選擇居家臨終。

與養老機構旺盛需求同步產生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養老機構后續處理問題。從日本經驗看，大概15-20年的周期內，人口密度不太集中的城市就已經出現養老機構過剩的問題，以至于如何處理養老機構未來或將成為新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