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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國務院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對外披露，這就是行業所說的“新新國十條”。為保險業帶來新的機遇的同時，也進一步強調對諸多方面實施嚴監管。

其中，對于股東方面仍然堅定穿透式嚴監管。

比如：嚴格審查股東資質。健全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規則。

嚴格股東資質、資金來源和行為穿透式審查。嚴禁違規跨業經營、杠桿率過高、存在嚴重失信行為和重大違法違規記錄的企業成為保險機構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建立股東、實際控制人“黑名單”制度，加大對重大違法違規股東的清退力度。

依法嚴厲打擊股東或實際控制人違規持股、非自有資金出資、違規干預公司經營管理活動、違規占用資金等行為。

在違法違規股東清退、問題機構風險處置等方面，推動發揮司法強制執行、集中管轄等作用。

事實上，一方面要嚴格把好股東進入關，另一方面保險行業一眾機構還對社會資本翹首以盼。

時光飛逝，轉眼2024年已過大半，還有一些險企的增資本或換股東仍懸而未決。

保險業作為典型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在發展業務的同時，持續進行資本補充必不可少。在各類資本補充方式中，股東增資則是一個重要“晴雨表”，能夠充分體現資本——這一關鍵的生產要素，對保險行業的認可度，因此更加值得深入推敲。

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上半年，共有13家險企發布增資計劃，總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約20億元。同時，單筆增資金額更低，除泰康養老外，均低于10億元，其中7家不超過3億元，珠峰財險僅有0.8億元。資本的嗅覺總是敏銳的，保險業增資窘境并非一朝一夕，數年前便有所顯現。

三年增資復盤

折射哪些增資困境？

增資方式：“擠牙膏”成主流模式

據統計，從2021年至2024年6月末，監管機構共批復63筆險企增資事件，總計增加注冊資本800億元。其中，大手筆的兩次均獲批于2022年，分別是國壽財險90億元增資，以及友邦保險對中郵人壽的71.63億元增資，后者在2021年或更早，便已開始醞釀。除了這兩筆巨額增資外，其余金額普遍較小，單筆增資低于10億元的有40筆，低于5億元的有24筆。

對于險企而言，增資不僅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投資人，還需要通過嚴格的公司治理流程和監管審批，可能耗時曠日持久，無法獲批風險也較大，難度和復雜度遠高于其他資本補充工具，因此，普遍希望通過一次增資，即資本補充到位。險企不得不選擇以“少量多次”方式增資，折射出保險業的環境狀況并不十分樂觀。

增資主體：財險公司吸引資本能力弱于壽險

在獲批的63筆增資中，有19家是財險（含農險、再保險）公司，合計增資300億元。除去國壽財險一家增資90億元，其余18家財險公司僅增資210億元，平均每家約12億元。財險公司增資力度弱于壽險：一是增資意愿低，財險業務基本在一年以內，不如壽險長期業務對資本金的消耗巨大；二是增資難度高，財險公司不具備壽險的投資端優勢；三是中小財險公司內卷嚴重、盈利困難，難以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資回報。

然而，財險公司的資本補充壓力并非不高。據統計，截至2024年中期，75家披露償付能力報告的非上市財險公司，與一季度相比，40家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下降，39家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下降，8家償付能力不達標，包括唯一一家綜合評價為D的財險公司。其中，安心財險增資路途多舛，早在2020年就發布過增資公告，然而至今尚未正式落地。

增資對象：“新面孔”投資人越來越少

梳理上述63筆增資背后的股東情況發展，僅有16筆增資涉及新增股東，其余均為老股東注資。其中，外資2筆，即2021年，安顧投資泰山財險，和友邦投資中郵人壽；民營企業2筆，分別為2023年芒果傳媒入股吉祥人壽、深圳股東入股華貴人壽，其余主要是險企所在地國資進入，如順德國資入股復星聯合健康、珠海國資入股橫琴人壽、浙江國資入股信泰人壽等。

險企不引入新股東的原因也是多樣的。原因之一是集團內險企，母公司實力雄厚，除非專門引入戰略投資人，否則引入外部股東意愿并不強；原因之二是老股東財務實力滿足增資條件，且愿意為險企持續投入。但不容否認的是，“新面孔”的減少，也從側面體現了社會資本，尤其是民營資本對待保險業謹慎樂觀，這與近年來險企并不亮眼的投資回報率，以及監管對股東資質的審核愈發嚴格具有一定的關聯性。

政策演變二十年

險企融資為何愈發艱難？

“資本密集型”是保險業的一大顯著特征。的確，及時足額的資本支持，在險企創立初期，尤其是未能實現規模化盈利之前，是開展經營活動的必要前提。通過對二十年來保險業股權政策的梳理，能夠看出，股權政策僅是影響險企融資的一個方面。更深層的影響因素，取決于險企作為金融機構的類型之一，被經濟社會環境所賦予的價值。

起步期：《保險公司投資入股暫行規定》（2000）描繪股權管理雛形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保險業尚在起步階段，市場上主要是國有險企，輔以幾家剛剛獲批的民營和外資險企開展業務，資金運用渠道也僅限于國債、金融債、銀行存款等。社會資本對 “險企股權”還沒有清晰的認識，相關監管政策更是停留在概念性的階段。

然而，隨著2004年以后保險資金運用的逐步放開，敏銳的資本嗅覺開始認識到險企股權的重要性。于是，股權交易和變更開始頻繁，并出現了股權質押、凍結、拍賣等此前從未遇到的新問題，甚至開始出現保險保障基金接管現象，監管政策的修訂迫在眉睫。

發展期：《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2010）奠定股權管理基礎

2010年版《辦法》對十年前的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訂，不僅提出了主要股東、自有資金、“一參一控”等概念，還首次規定了持股比例上限不得超過20%，以此防范險企“一股獨大”。幾乎與此同時，保險公司的投資渠道也實現了全面放開，吸引了資本的廣泛關注。

為了更好地適應行業發展，吸引更多優質資本入股保險業，《辦法》在2012年以后又進行了一系列拓展，如允許符合條件的股東最高持股達到51%，允許有限合伙企業作為股東，甚至允許并購保險公司時采取一定的融資手段。在政策的鼓勵下，輔之以“大眾創業”“互聯網+”的推動，險企的金融屬性被深度挖掘，全社會掀起了投資入股保險公司的熱潮。一時間，有200余家等待批籌，嗅覺敏銳的各路資本派系，都希望借助保險，在“金融夢”中分得一杯羹。

調整期：《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2018）規范了股權管理的本質

資本紛至沓來引發了行業亂象，亟需對《辦法》再度升級。2017年的金融工作會議，充分厘清了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并做出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實質定調。自此，行業進入了新一輪的嚴監管周期。

2018年版《辦法》不僅通過“自有資金”“盈利能力”等指標，從“入口端”將股東門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還將持股比例上限降低至1/3，規定了股權鎖定期等要求，希望以此防范資本“一股獨大”、倒賣牌照的風險。與此同時，資金的“出口端”即保險資金運用也被進一步規范，大股東將險企當做“提款機”賺快錢的功能不再，保險資金越來越向戰略資本、長期資本、耐心資本的屬性靠攏。

歷史車輪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后，保險業面臨的是經濟增速放緩、長期利率下行、各行各業回歸主業等經濟環境，以及“報行合一”、“退金令”等愈加趨嚴的政策環境。據悉，監管也在醞釀《股權管理辦法》的新一輪修訂，以應對在新常態和資本荒的情形下，如何做好問題險企的風險處置工作，同時引導保險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面對即將來臨的資本荒

險企應當何去何從？

從20年股權監管的發展歷程來看，險企增資趨難并非偶然，而是我國經濟“脫虛向實”、金融向實體經濟靠攏的必然結果，也是經濟結構轉型調整的必經“陣痛”。

險企的資本補充渠道并不豐富，除增資外，只有通過資本補充債和股東捐贈。能否成功發債，取決于股東的性質和險企的經營狀況，債務利息也增加了融資成本；股東捐贈并不是市場化、可持續的方式，只是暫時緩解資金壓力的權宜之計。此外，財務再保險等緩解資本壓力的方式，都已被嚴格管控。以壽險為例，2017年至今，共有24家公司未進行過任何形式的資本補充，其中5家開業至今從未增資。如成立于2012年的弘康人壽，雖然于2016、2017和2018年先后3次披露增資計劃，但開業十余年后，仍未能夠落實。復星聯合健康也較為相似，只不過在今年實現了第一次的增資擴股。

那么，險企應當如何應對資本補充愈發艱難的困境？

資產端：“瘦身”變現，緩解資金壓力

前些年，諸多險企通過加碼房地產、醫藥、科技等領域，開展了多元化的投資布局。但究其回報，差強人意者實屬寥寥。近年來，險企紛紛從“買買買”模式轉化為“賣賣賣”，“瘦身”不僅能迅速回血，緩解現金流壓力，還有利于更加專注主業，為后續引入戰略投資人打好基礎。

負債端：調整結構，少“吃”償付能力

險企若想在沒有資本補充條件下仍然持續經營，調整業務結構是當務之急。一方面，可以向“理財化”發展，即主要經營“理財屬性強、保險屬性弱”的產品，不賣或少賣剛兌的保險產品；另一方面，則需拉長負債久期，多出售內含價值高的保障型產品，這也是是保險業向高質量轉型的必然要求。

資本補充的終極目標，是險企能夠早日擺脫股東依賴，實現自我造血。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險企除了管理好外源的資產負債，內部“打鐵還需自身硬”。實行精細化、集約化、高效化管理，節省成本、降低費差，是險企必不可少的內生力，從長計議、未雨綢繆、底線思考，才是順利穿越周期的破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