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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契銳評

2月末，中華聯合人壽四川分公司被罰。

處罰緣由有二：一是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利益（下稱：保外利益），二是銀保傭金財務記錄不真實。

如上處罰，從實質看應是一體兩面的：可以確認的部分，記為銀保傭金財務記錄不真實；不能確認或者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則記為給予保外利益。

有人說，這是銀保“報行合一”落地后，監管的首次試水，意在打擊銀保渠道畸形的經營模式；亦有人說，這一處罰仍未能觸及根本，實質上仍是在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懲處，本意仍是保護銀行業和保險業，仍無法從根源上重塑銀保的經營生態。

01 保外利益，各方樂見的結果

對于壽險業而言，保外利益是最為常見的處罰理由。

對于保外利益，此前更多集中于個險渠道，因個險渠道的客戶返傭，截止目前仍是行業慣例。但結合本次被處罰人員看，這次的保外利益，應是指向銀保。

處罰信息顯示，中華聯合人壽四川分公司多元業務部客戶經理高玉倩被罰1萬元，中華聯合人壽四川分公司多元業務部經理助理（主持工作）周顯春被罰1萬元，中華聯合人壽四川分公司銀保部經理（主持工作）羅祥君被罰4萬元。

理論上，銀保渠道給予客戶保外利益有其可能性，但實踐中卻并不常見。畢竟，在銀保渠道的定位中，保險公司是不參與銷售的，整個銷售過程由銀行完成。

此前的處罰中，銀保渠道的保外利益多見于由銀行統一組織并主導，僅由保險公司付費的，諸如旅游等活動，換言之，銀保渠道的客戶是銀行的，銀行要牢牢地把客戶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銀行在銷售過程中（包括售前和售后）給予客戶保外利益，此后由保險公司支付相關費用，進而讓保險公司與客戶產生直接關聯（保險合同的關聯并非實質上的客戶關聯，其僅存在合同關系），銀行角度應是無法接受的。

概而言之，銀保渠道給予客戶保外利益的形式基本集中在銀行主導的活動中，即便直接給予現金返還，亦是通過銀行人員完成的。

但不管中華人壽這張罰單中的保外利益是如何認定的，可以確定的是“保外利益”的結論，是各方都樂見的結果。

畢竟，保外利益是保險公司嘗試降低銀保“小賬”（銀保合作協議外費用，通過傭金上收、廣告費等方式，套取費用并支付給銀行各層級人員的費用）的手段。比如，同樣以違規手段從公司套取了一百萬元，我承認給了客戶，此時，監管只能根據《保險法》等行業法律法規對違法違規行為給予一定的處罰，但這類處罰不僅是有上限的，更重要的是，這類處罰僅僅停留在行政處罰層面，而對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具體的人員，無實質性傷害的可能。

02 銀保傭金財務記錄不真實，切中了要害，但仍未敢邁出實質上的第一步

中華人壽此次被認定“銀保傭金財務記錄不真實”，從某種意義上，邁出了直擊“小賬”的第一步，但這個第一步，目前看，仍停留于形式本身。

不管是報行合一之前還是之后，銀保的傭金基本都僅限于傭金，出單費、技術服務費等借助“銀保通”這個出單工具而收取的費用，本質上仍是保險公司向銀行正常支付的費用，即，只要通過協議形式支付的方式，都是可以拿到明面上的合法費用。

真正的問題是協議之外的費用，一如前文對“小賬”的解釋，在銀保渠道“1+3”等限制因素影響下，保險公司要想通過銀行獲取更多的保費，必然會通過點對點“激勵”的方式來實現，從總行到分行的相關負責人，從具體的理財經理到網點主任，在這個鏈條上的每個人都需要金錢的強刺激。

換言之，銀保渠道，處處需要錢，每個人都需要錢，但協議內的費用是固定支付給銀行的，無法實現對具體人員本身的激勵。對此，保險公司只能通過虛掛人力、虛假方案，傭金上收、定向廣告投放等方式將公司不能支付的費用“合法洗白”到具體人員處，再由不同層級的人員分別支付給銀行工作人員。

此次處罰中的銀保傭金財務記錄不真實，大概率就是對此類費用的認定，因為傭金是協議約定好的，而不真實的傭金自然就是協議外單獨支付的“傭金”。

目前看，不管是此前經常出現的財務數據不真實，還是這次出現的銀保傭金財務記錄不真實，其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監管給予一定的行政處罰，比如，這次中華人壽的警告和罰款。

但如果翻看我國刑法，便會發現不一樣的邏輯，如果比照銀保渠道支付“小賬”的行為和主觀意愿，保險公司人員和銀行人員或分別涉嫌行賄罪、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罪名。

而從近兩年來，監管部門的頻頻表態看，其亦明確要“依法對違法違規金融活動相關主體進行調查、取證、處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

如此前多次論述，要改變銀保生態，“敢于移送”是為當下的治本之策。畢竟，無關個人疼癢的行政處罰，無論如何都難以形成真正的威懾力。

也正是基于此，對于此次中華人壽被查實的銀保傭金問題，是否可以期待后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