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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到如今》之十二十年殘火

2020年09月02日
17:49
來源：
作者：香濤

作者：香濤

來源：險企高參

編者按：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保險，是貿易發展的內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幾百年后，中國試圖加入WTO，保險業的開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開開放的大門。這是一種宿命，也是行業特性使然。中國的保險毫無疑問，屬于舶來品，所以它與世界聯系最緊密。這是一種商業機制，也更像一條紐帶，它把古老的變幻的中國與世界連在一起，歷經百年風雨，似乎暗淡過，但一經開始，就再沒有完全斷開。

讓人好奇的是，中國保險業從無到有，再到現如今可以說得上是發展得方興未艾，這期間到底經歷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親歷者，以及足夠了解這段歷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講述得生動且透徹。作者香濤是資深行業官員，熟稔中國保險業的成長史，他在百忙之中奮筆疾書才有這一筆記體小說的問世。他作為故事的講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歷史的脈絡整理成集，以小說的形式娓娓道來，講述了中國保險業自19世紀到如今的發展歷程。“易保時代”摘錄了《保險到如今》中的第十篇《二十年殘火》，之后會持續刊登后續的文章以饗讀者。

第十篇

二十年殘火

時光進入21世紀。新世紀的頭兩年，中國洋溢在新千年的安詳與憧憬中。有一次利用午后的時光漫步帝都，從財政部所在的三里河附近，走到天安門廣場西邊的西交民巷22號。這段距離不算近，走了大約半個小時，就到了中國人保公司的舊址——西交民巷22號。腳下的這段路其實具有一點象征意義，中國人保在20世紀50年代先是落戶西交民巷，后搬遷至三里河，過了一些年又遷回西交民巷，辦公地點的兩處變化集中在1958年至1978年間，大略代表著中國保險業停業20年間。

蔚藍的天空下，陽光燦爛。西交民巷22號院子，依然安靜、平和、深沉，沐浴在夏日的余暉中，仿佛一位花甲老人靜靜地坐著那里，那深邃的眼神像是在回憶或是在慢慢嘮叨。沖北的大門沒有人來人往，熱鬧是別人的，這里只有靜旎。偶爾路過的游客會探頭往里面看看，似乎很想知道這個院子的故事。

這座位于“紅色海洋”天安門廣場西邊緊鄰的院落，當年在文革中也留下了深深地記憶。文革是中國人集體的記憶，是歷史的一段癲狂，充滿著痛苦不堪的往事。如今的互聯網上，還可以找到不少關于那段日子的視頻資料，有關于偉人的，也有平民百姓的，所有人的虔誠和狂熱，是那些視頻資料的鮮明標志，更是那段歷史抹不去的水印。而院落中的中國保險業的唯一代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身處紅色海洋的近鄰，僅僅隔著一套馬路，甚至在三樓以上的辦公室都能從窗戶中看到天安門廣場和城樓，那里每天發生的一切都盡收眼底。因而中國人保為代表的中國保險業所受到的影響也是前所未有、始料未及的，那段歷史呈現給后人的情節，甚至令人難以理解、匪夷所思、無法想象。

關于文革十年中國保險業的存在，資料甚少。近年來有志于此的高星、陳懇兩位先生，著述頗豐，竟也沒有太詳盡的介紹。個中緣由，不難理解，那段時光，是中國保險業的至暗時刻，留給后人的描述幾乎只可以概括為兩個字“萎縮”。

萎縮的中國保險業，其實沒有死掉。

余火仍在，星點閃爍。

保險的功能和作用，依然在發揮著。文革期間，我國保險業務幾近停辦，但人民銀行決定留下9名業務骨干組成臨時機構——“保險業務小組”，在這個9人小組努力下，中國人保涉外再保險業務得以有效傳承。這委實是國家對外金融交流的幾個有限渠道之一。據老人保回憶，因為處在快停運的狀態，1968年中國人保保費收入只有761萬，到了1969年，在保險公司也就是“9人小組”和各個分公司的堅持下，利潤增至1508萬，增長2倍多。到了1970年，實現利潤2207萬，增長3倍。

1974年，時任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總經理耿道明在小組會上說：“我們1973年保險公司的利潤是4000萬人民幣，相當于一個新建的北京飯店”。那個時候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全國也就500人，500人一年賺4000萬的利潤，非常可觀。由于做了分保，積極發展國外業務，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國家外匯緊張的情況下，當時財政部給保險行業一個特殊政策叫創匯獎，根據所創外匯數額發放獎金。當時中國人保每年都能拿創匯獎，這當然和20年期間保險業務的堅持特別是再保險的獨特作用是分不開的。同時，再保險還是國家對外聯系的重要渠道、橋梁。中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以后，這個席位一直被蔣介石集團占據著。為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席位，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上獲得通過。阿爾巴尼亞的再保險全都是中國人保接受。在1971或1972年，阿爾及利亞的分保業務受到英國保險市場的阻撓，無法分到國際市場上去，只能跑到中國來找中國人保，人保派出的專家組去和他們商談，最后全部接受了他們國家的分保。

保險的業務和理論，依然得以傳承。文革時期“9人小組”的工作很多，要挖防空洞、備戰、拉練、學習，辦業務的時間不多。當時大家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著，其中有一篇叫《哥達綱領批判》。九人小組成員之一的劉恩正老人回憶，通過學習《哥達綱領批判》，現在還記得馬克思在文中明確指出，所有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以后，首先要扣除消耗掉的物質資料以及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部分；第二，要扣除用于預防自然災害保險事故進行補償的一部分保險基金；剩下以后才是不折不扣分給廣大勞動人民的。因此，根據馬克思的論述，保險費的支出是社會再生產成本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九人小組，和當時全國所剩無幾的人保系統員工一樣，仍然心心念念著保險，通過各種學習材料尋覓著保險經濟學理論。也正是因為保險之火沒有熄滅，1978年保險復業之后僅僅過了兩年，全國性保險理論刊物《保險研究》就創刊了，這其實客觀反映了停業20年后，保險從業者的事業激情再一次迸發出來，展現了保險實踐和理論迅速復生的旺盛生命！

其實，保險停業20年，最難得的是促使中國保險業從艱難中，積淀下可貴的行業精神。這些精神在20年的萎縮中繼續錘煉，在各種非議中不斷升華，在遭受挾制中頑強突破，顯示出了難以遏制的生命力。這些精神在20年后的保險復業、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轉型升級等大好機遇面前，厚積薄發，展翅翱翔，推動行業又好又快發展。

使命精神。歷經磨難，劫波沉浮的中國保險業，自從踏上中國土地上，就與中華古老文化里面的誠信守諾、扶危濟困、救死扶傷、雪中送炭、義氣千秋密切結合。人們認識保險，如同感受古老文化里面的互濟、互助、誠信、愛心、慈善，雖然兩者之間有根本的道德道義和商業機制的差異，但是殊途同歸的社會效果，為保險的深入人心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從廣州諫當十三行到新中國成立，一代代保險人承擔社會大義、博愛蕓蕓眾生的追求，逐漸形成了保險行業的國家使命、社會使命、民族使命精神。在本系列小說的前幾篇，我們比較詳盡地敘述了民族保險業在與洋保險的抗爭、官僚階級的傾軋以及民族危亡中的表現，都反映了中國保險業的使命精神和擔當品格。保險是舶來品，保險是洋玩意，但是保險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專業操守。這里專門介紹一點精算歷史。在中華民族保險業發展歷史上，對精算技術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12年，當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華安合群人壽保險公司，全部由民族資本投資設立，公司創始人是呂岳泉先生。在英商保險公司的工作經歷，使呂岳泉極為重視公司內部的組織制度和管理方式。公司始創，他就認定：有關保險率（費率）、責任準備金、退休金等保險專業產品必須精確計算；必須聘用壽險計算——精算師，取得投保人信任，方可促使壽險業務健康發展。由于當時國內沒有這類專門人才，呂岳泉不得不聘用外國精算師。在當時，由于外受帝國主義的壟斷、控制，內受軍閥、官僚的欺壓、煎熬，加上經濟落后、觀念陳舊、戰火連綿等因素，解放前的民族保險業特別是人壽保險業難以健康發展。除了規模較大的華安合群、中國人壽以外,其他公司基本上沒有自己的精算師，經營十分被動。解放前國內曾有兩人獲得北美精算協會準精算師(ASA)資格，分別是陳思度和陶聲又。解放后成立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上沒有人壽保險業務，財險和人身意外保險也帶有濃厚的“計劃”色彩，1958年以后國內保險業務全部停辦，因此對精算技術的適用無從談起。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逐步恢復國內業務，涉外業務發展更快，逐步在香港、澳門、新加坡以及英國等地增設了一些海外機構，根據當地的保險行業管理慣例，需要公司委任精算師簽署有關報告。從1983年開始，在人保上海分公司擔任副總經濟師的烏通元先生兼任了人保總公司的海外機構精算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至少應該說他是我國保險業恢復后9位從事精算實務工作的人之一。并且，他對保險精算人才的培養提出了先見。提出要培養“新一輩精算師”的另一位重要人士是當時任人保總經理的秦道夫先生。盡管八十年代后期保險實務業和教育界都對精算人才的培養進行了嘗試，但畢竟不能在短期內造就出真正意義上的精算師，精算實務的發展規律也因此受到制約，其突出表現是：中國人壽保險業恢復后依然長期借用國外的生命表。1984年又引進日本全會社第三回生命表，并以此表為基礎推出了個人養老金保險業務。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然條件和經濟水平差異很大，隨著人壽保險業務的擴展，原先用來解決燃眉之急的做法越來越顯示出其局限性。九十年代初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人身險部精算處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的委托，著手主持編制《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1990-1993》，該表從1997年4月開始正式投入使用，標志著中國壽險精算實踐邁向了重要一步。

停業20年間，由于涉外業務一直沒有中斷，再保險業務所必須的專業知識、精算常識仍然在發揮作用，這為復業之后的迅速恢復元氣做好了專業準備。

發展愿望。20年停業，從事物的反面，讓很多人認識到保險行業不能垮掉。周恩來總理當年就對此感悟很深，指示保險業不能完全停掉。新中國成立之后百廢待興，商業經濟、對外貿易，都是這個年輕的共和國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依靠。雖然在文革時期，商品經濟被大大壓制，但是殘存的對外貿易仍然頑強發展。而對外交往中的商業保險規則，讓共和國的領導人認識到保險應該繼續辦下去。正是這一點的殘火，讓保險在停業期間仍然呈現蓄積待發狀態。20年后，隨著共和國上空撥云見日，一掃陰霾，保險之芽，就迅速萌發破土而生了。

20年停業，是中國保險業的至暗，但不是死亡。是一種磨礪，但不是絕望。是無奈中等待，但越來越看到復業的曙光。是眾多老保險不愿提及的歷史，但永遠是他們劫后余生的信念和堅守。一個行業，有沒有歷史，不在于它發展了多長時間，而似乎更在于它走了多少彎路、踏出了多少泥潭、經歷了多少波折。累累打擊和苦難，孕育了不凡的未來。回過頭來，我們再感嘆如今保險業的巨大變化，其實應該從那20年的余火中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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