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今日保

　　文丨勇浩編丨半梳

　　18.3%，今年一季度GDP的增度；

　　7.79%，國內一季度的保費增速。

　　這當是復業42年，GDP增速與保費增速之間的最差對比數字。

　　過去的數十年中，保費平均增速乃GDP平均增速的近3倍：25.86% VS 9.26%。而保費增速是GDP增速的2倍，也曾是各大保險市場主體的一項重要成長指標。

　　遠超GDP的保費增速，亦是保險行業高速發展的標志之一。

　　然而2018年后，伴隨整個經濟走勢的下行，在GDP放緩的暮色中，中國保險業也步入新的發展節奏。固然2019年因資本市場和收稅政策等原因，保險利潤大放異彩。但這或許是傳統年代最后的榮光。隨后的下跌節奏堪比一場保費的熊市，疊加百年一遇的黑天鵝疫情，更是放大了行業的“熊市之熊”。

　　如今，在與GDP數字的對比中，保費增速連番低于GDP增速的數字表現是否預示著，中國保險業正在步入一個復業以來史無前例的低迷周期。

　　兜兜轉轉四十載，GDP與保費的正相關圖譜中，又暗藏了一幅怎樣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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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飆猛進的第一個二十年：保險的青春肆意，與個險代理人的雄姿英發

　　中國現代保險的故事，要從1979年算起。

　　上個世紀50年代，一個新生的政權面對百廢待興的時局，爆發了對總產值增速的迫切渴望。加之，90%以上的部門皆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粗放的發展模式、較大的經濟波動，亦是那個時代的影子。

　　隨后的“人民公社化”波瀾，保險業被停辦。直至20年后，方才迎來轉機。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起航。

　　一年后國務院批轉的《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分行行長會議紀要》指出：

　　開展保險業務，為國家積累資金，為國家和集體財產提供經濟補償。今后對引進配套設備、補償貿易的財產等業務，都要辦理保險。凡需賠償外匯的保險業務，其保險費改收外幣。保險公司所得的利潤，不再上繳財政，留作國家發展保險事業的基金。

　　為了使企業和社隊發生意外損失時能及時得到補償，而又不影響財政支出，要根據為生產服務、為群眾服務和自愿的原則，通過試點，逐步恢復國內保險。

　　彼時，國內經濟環境惡劣，復業初期政府對保險期待明確，積累資金加提供經濟補償。這也成為保險復業前二十年的第一個催動力。

　　此外，非常之低的保費基數，也是那一階段保費超高速增長的一個先決條件。1980年，國內GDP增速僅為個位數，全球排名十名開外，保費僅4.6億元。而當時，國內經營保險業務者，也只有人保一家。

　　1980-1990的十年間，幾乎乃人保獨家經營階段，保費增速幾乎是GDP增速的5——10倍。受益于此，人保得以迅猛發展。同年，在全國300多個大中城市設立了800多個機構，專職保險干部3000余人，并在1982年恢復人身保險業務。

　　隨后的幾年間，縱然存有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等問題，且出現了國內經濟主動調整，GDP增速放緩的情況，甚至出現了個位數的增幅情況。但保費增速還是保持了數倍于GDP增速的走勢。

　　復業的第二個十年中，市場主體擴容也是保費增長的重要因素。老人保分拆為人保、國壽、中再三家，分別執掌財險、壽險、再保險板塊，平安保險、太平洋保險也先后在深圳和上海成立。 

　　期間，中華聯合、民安保險、天安財險，以及外資的友邦、東京海上等企業紛紛成立，破局人保一家獨大的局面。

　　更多市場主體的進入，與連續三年個位數增長的GDP增速重回兩位數，國內保費增速再續高速行情，至50%以上。

　　但這一時期，保費增速已無法如同第一個十年般，高達數倍，且逐漸滑落。尤其是1995年后，保費增速一度與GDP增速相差無幾。

　　改變發生在1996年的產壽險分業經營，平安偷師友邦，引發中資保險公司大舉上線個險代理人模式。隨后的1997年，全國保費規模突破1000億。也是這一年，壽險保費超過財險保費，自此中國保險市場進入壽險為王的時代。

　　同期，國內保險市場第一波市場化擴容蒞臨，迎來華泰財險、泰康人壽、新華人壽三家全國性股份制保險公司和永安財險、華安財險兩家區域性保險公司。

　　保費增速再現數倍于GDP增速的情況，43.83% VS 9.30%。但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國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崗，引發了一波通貨緊縮。國內GDP增速遭遇連續下滑，保費增速也隨之下滑。

　　期間，保費增速放緩尚有一重要政策原因，1999年央行下調人身險產品預定利率不超過2.5%，保費增速的支撐點人身險當即面臨無產品可賣的困境。

　　由此可見，在復業到2000年以前，縱然國內保險業受經濟波動影響更大，但依托足夠的政策紅利、市場擴容與代理人渠道突破，還是帶來了迅猛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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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交強險聯袂銀保理財險，三波市場大擴容締造保費增長曲線

　　這一階段，中國保險業融合了太多外部的向上突破動力。

　　最大的動力，乃2001年的入世（WTO），保險業成為期間重要的談判環節。中國展現了問鼎世界大型經濟體的實力，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減緩的情況下，中國GDP增速則保持了高增長的態勢，世界排名攀至第六位。

　　入世第一年，中國保險業總保費突破2000億，增速高達32.36%，遠超8.3%的GDP表現，保費增速幾乎是GDP增速的4倍。

　　幾乎同期，中國保險業迎來本世紀的第一波大擴容：世界級的保險巨頭紛紛涌入中國市場，截止2001年底，全國擁有保險公司52家，其中中外合資19家，外國保險公司分公司13家。

　　期間，中資保險公司的各地分支機構成立更為迅疾，數十家機構同期開業已成一道風景線。

　　這一年，中國保費收入在全球排名居十三位，與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之位并不匹配。而保險密度與保險深度排名，只有73與56。

　　超高的增速背后，還有一重重要因素：經歷1999年的人身險產品斷檔后，本世紀初國壽、平安、太保等頭部壽險公司引入發達市場新型保險產品，理財型產品。此后，投連險、分紅險、萬能險，成為壽險市場的常客，尤其是分紅險一度占據大半江山。這也為日后的銀保渠道大爆發，奠定了產品基礎。

　　2003年，“非典”的插曲也并未阻止保險業的迅猛成長。這一年，保險業依舊取得了27個百分點的保費增速，近三倍于GDP增速。這與多年后，“新冠”后的斷崖式下滑，天壤之別。

　　兩者對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2003年后的GDP增速，受益國內經濟的新一輪加速，恢復至兩位數以上增幅。

　　但2004年——2006年的三年間，國內保費增速突然從百分之三四十的高增長滑落至和GDP同速的10%左右，原因：代理人渠道遭遇第一輪成長的煩惱。

　　緣起2001年頭部公司投連風波的持續發酵，多年頑疾“自保件”大行其道，整個中國壽險行業經歷了一場刀割式的傷害。不良的行業形象，在降低消費者對保險的認同度和有效需求的同時，保險營銷員走出“九十年代精英、高收入”的神話，似乎逐漸成為一種“貶義“。

　　隨后三年，保險營銷員人力增幅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直到2007年方才突破200萬人力。

　　其中2003年個險營銷員增速為11.6%，2004年為4.2%，到了2005年則為-2.0%，2006年為6.0%。在此之前的2002年個險營銷員增速為22.9%。

　　伴隨營銷員數量減少，人身險保費出現了第一次下降。

　　2003年一季度，人身險保費為929.18億元，同比增長38.49%，增速較2002年同期下降107個百分點；2004年一季度，人身險保費降至922.05億元，同比下降-0.77%。

　　面對困境中的營銷員渠道，開始有市場主體與銀行簽訂保險分銷協議，借助銀行渠道強大的銷售能力，實現做大做強。

　　2004年，銀保渠道保費占比達24%，一舉超過團險渠道，成為中國壽險第二大銷售渠道。隨后多家保險公司紛紛跟進，歷經2005年民營險企擴容潮，幾十家保險公司獲批成立，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合作進入“蜜月期”，“個險+銀?！笔降碾p渠道發展也在慢慢形成。

　　2008年，銀保一度超越個險成為第一大渠道。

　　財險方面，則因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提出“建立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和2006年國務院頒布《交強險條例》，中國第一個強制險種出現，一個巨大的車險市場隨之而來。

　　2006年，車險市場突破千億；三年后，車險保費登上2000億元平臺。此后，車險幾乎保持兩年一個千億級平臺的增速，3000億元、4000億元……直至7000億元，保費多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甚至30%、40%。

　　2009年，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第三波市場化擴容潮來臨，地方政府主導的法人保險公司陸續成立，國內保險公司數量超過100家。

　　這10年間，中國成功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保險行業保費收入也實現了7倍多的增長，2010年，中國保險市場也從2001年初的第十三位上升至第六位。

　　在這一時間段內，國內保險業的保費增速以之連續的外部助力保持了對GDP增速的全面超越，走出了2008年后的低迷周期，并在2009年保費突破萬億后，再次恢復30%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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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7的產壽兩重天：可遇不可求的財險盈利周期，與人身險的發跡之路

　　這一階段的保險增長之旅，是從一個低迷的故事開始。

　　2011年，保費增速出現復業30年以來首度負增長，并且低于GDP增速。一方面是受會計準則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深受人身險困頓的影響。

　　那段時間可以說是中國壽險歷史上的至暗時刻，增速、投資皆無，行業虧損聲一片。

　　投資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大熊市來臨，投資收益1.91%，哀鴻遍野，保險股權無人問津。此后四年投資收益率6.41%、4.84%、3.57%、3.35%，逐年走低。

　　屋漏偏逢連夜雨，投資不暢之外，尚有渠道掣肘。

　　個險營銷第二次負增長發生于2011年后，營銷員數量一度停滯不前，甚至大幅下滑。2010年個險人力突破300萬人；2011增長至為335萬人后，開始出現負增長。2012年為277.68萬人、2013年為289.96萬人。

　　同期，銀監會發布“90號文”，做出“商業銀行不得允許保險公司人員派駐銀行網點”等規定，銀保渠道受限，保險公司的銀保業務隨之陷入困境，銀保保費收入下降。

　　“保險產品投資收益跑不贏銀行定存“的背景下，混業經營、金融繁榮下的大量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的發行，注定擠占以理財為主的壽險產品市場空間。

　　渠道、產品皆時運不濟的情況下，疊加慘淡的投資收益，保費高增長的戛然而止也就不足為奇。

　　換來的就是廣大保險經營主體的生存困境。2012年，保險公司利潤總額為466.55 億元，同比減少198.44億元，下降29.84%。其中，壽險公司利潤僅有69億元，同比減少305.36億元，下降81.6%。

　　事實上，過低的投資收益水平和過低、過嚴格的預定利率管制已經成為削弱壽險保障功能、抑制壽險產品需求的重要因素，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保險產品吸引力低、銷售困難以致銷售誤導等一系列問題。

　　同期，因2008年車險市場的混戰終引發了監管的雷霆手段。那一年，財險市場份額42%的人保僅有8個億的利潤，可想整個財險市場的境遇，幾乎行業性破產。于是，又一輪的車險改革無疾而終，一刀切的70號文下發，頭部財險公司領銜迎來了一波長達數年可遇不可求的財險承保盈利周期。

　　走過三年困頓期，壽險在2014年后迎來史無前例的前后端放行，保費規模隨之重回20%的增長，增速再度三倍于GDP增速。

　　期間前端產品費率的放行，與后端投資渠道的開閘，加之營銷員資格考試的取締，中小險企資產驅動負債大行其道，頭部公司風起云涌代理人渠道，從300萬銷售軍團直指千萬人力。

　　看一組數據：

　　壽險市場規模從2013年的1.4萬億擴至2016年的3.4萬億。其中，保戶投資款新增交費（主要為萬能險）也由2013年的0.32萬億元增至2016年的1.19萬億，3年3.7倍的增速。

　　走過保費盛宴的中國保險市場，也一度成為各路資本追逐的目標，數十張牌照先后流向市場，保險牌照近200家。加之二級市場的妄動，終引發了連番的戲劇性事件。這一切終在2017年后，煙消云散。

　　下一個負增長時代來了。

　　期間，坐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位后，國內GDP增速趨于穩定，逐漸告別超高速增長，約在7%左右。但因兩個可遇不可求的產壽險向上周期，國內保險業的保費增速依舊是GDP增速的三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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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后的歲月：遭遇史無前例的低迷周期，尋找突破的動力

　　這或許是中國保險業復業以來，最低迷的周期，也是最艱難的時刻。

　　縱覽上述三大周期，固然有著多重的問題，但終有強大的外部力量和內生力量沖突困頓的低迷。如來自市場原生的政策力量，多次的市場大擴容帶來的火力，及渠道間的接力，甚至產品的改革與投資的突破……

　　這一次，歷經數十年之發展，已經無法以高速的增長掩蓋昔日的問題，重重積累多年之矛盾或許到了集中爆發的時候。

　　如縱橫市場三十載的代理人問題，自保件、孤兒單、不正常的脫落率，行至2021年以巨頭為核心的壽險公司新單保費怎樣一個暗淡？據《今日?！妨私獾摹袄掀呒摇?月個險新單，多見2位數以上負增長。

　　再如財險當家險種，始自本世紀初的車險改革，也在近兩年在之8000億規模時已到不得不改之時。承保利潤急劇下降，保費負增長已成定局，一場席卷車險業的大裁員難以避免，注定牽連財險業。

　　如果說2018年的負增長是因2017年的政策調整所致，2020年的放緩是因疫情影響，那么2021年的慘淡中，是否看到了更深層次的原因？往昔皆是單周期單一原因，這一次是多重復雜原因的疊加，且短期缺少明顯的突破力量？

　　縱然有著大養老大健康的燦爛未來，但那并非保險自家之一畝三分地，是更多市場主體的競逐場，這取決于你手中的籌碼是否具有深耕的底色，非朝夕間可成。

　　更為急迫的還有，面對傳統的思維模式與科技變革的沖突，面對原有增長動力的衰減，在傳統的價格戰，人力戰、營銷戰的增長乏力中，保險行業如何在“保險+科技+服務”新商業模式下完成自我升維，擊穿舊價值網？

　　四十年，四幕回憶，跳出保險更宏觀的觀察，或許會更透徹些。也留下一個問題：這一次保險需要多久，方可穿越這一低迷周期？

　　這注定也是過去四十年來，保險面臨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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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