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卡莫名扣款0.05元，網友：偷錢？我是怎么被套路到網絡互助的？

　　文/李丹

　　如果收到銀行卡扣款0.05元的短信通知，你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起初，曾婷（化名）并沒有在意扣款短信，一是由于金額確實不大，二則以為是某個業務的年費劃扣。10月19日當天，曾婷先是收到銀行卡扣款信息，緊接著又看到“美團業務扣款0.05元”的短信通知，兩者金額相等。

　　金額恰好相等，這點讓曾婷略感疑惑。點擊打開鏈接，她發現扣款來自一個名為“美團互助”的項目。頁面顯示，當天是曾婷加入該項目的第35天，已累計幫助49人，累計實際分攤0.11元。

　　“雖然金額不大，但這種行為著實有些惡劣。”曾婷告訴筆者，自己并沒有主動加入過美團互助，也不曾進行過扣款授權。手動退出互助計劃后，曾婷致電客服，得到回復稱，她“在購買美團外賣‘準時寶’業務時勾選了‘加入美團互助’選項”。

　　社交媒體平臺上，從6月份至今，和曾婷遭遇類似的網友不在少數。熙焉（化名）表示自己被扣款的并非綁定美團APP的銀行卡，陳暢（化名）則告訴筆者，為了保障賬戶安全，她已解綁美團外賣，轉用餓了么。

　　美團互助官方微博的評論（圖片來源：微博截圖）

　　從互助寶、水滴互助、360互助到美團互助，網絡互助究竟有何“魅力”讓互聯網巨頭爭相入局？“一人得病，大家幫忙”，互助對保險業和個人又意味著什么？

　　網絡互助的“跑馬圈地”

　　“網絡互助目前還處于跑馬圈地的階段。為了獲客，互助平臺有可能做出侵犯用戶權益的事情。”石先生（知乎名“肆大財子”）曾對網絡互助項目進行過系統性梳理，他告訴筆者，網絡互助平臺，尤其是部分前端收費平臺的利潤主要來源于“運營費用的結余”。為了增加用戶數量，平臺有可能“無下限”。

　　所謂前端收費，指平臺向參與者進行“預收費”并形成資金池。與之相對應，網絡互助的另一種收費形式則是“發生疾病后，平臺先調查，再召集分攤”。

　　不少人曾做過“全中國每人給我1塊錢”的美夢。秉持“積少成多”理念，借鑒國外互助保險的組織形式，網絡互助模式破層而出。

　　2018年10月，支付寶上線相互寶。隨后，京東推出“京東互保”，一天后被叫停。再之后，各互聯網巨頭爭相進入網絡互助領域：滴滴上線“點滴互助”，奇虎360發布“360互助”，美團推出“美團互助”……

　　萬變不離其宗。盡管名稱不同，但各類互助項目模式類似，即當某一成員發生約定情況下的重大急病或意外時，其他成員義務為其進行分攤式互助，所謂“一人患病，眾人均攤”。

　　網絡互助、社保、商保三者的多維度對比

　　（圖片來源：艾媒咨詢）

　　“在網絡互助出現之前，我國民眾獲取大病保障的途徑主要有兩種，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前者主要解決覆蓋問題，后者則往往由于價格相對過高而令中低收入人群‘望而卻步’。”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副教授鄭莉莉告訴筆者，網絡互助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低收入者對重疾保障的需求。

　　據鄭莉莉介紹，網絡互助的參與門檻比較低，普及性好，既不受戶籍地影響，也不受單位依托的限制，對于因重大疾病而陷入絕境的家庭“具有一種補償作用”。

　　根據螞蟻集團研究院發布的《網絡互助行業白皮書》，2019年，我國網絡互助平臺實際參與人數為1.5億人，預計2025年將達到4.5億人，覆蓋中國14億人口的32%左右。

　　“未來，網絡互助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鄭莉莉說道。

　　“互助”的煩惱

　　網絡互助的效果自無須贅言，點擊進入項目頁面，受助者信息滾動播出。以相互寶為例，某女士A守護357天，共分攤77.18元，因卵巢癌申領互助金30萬元。某男士B守護575天，共分攤92.97元，因白血病申領互助金30萬元……

　　但社交媒體平臺上，網絡互助卻時常遭到吐槽。

　　2019年6月，顏東（化名）加入某互助計劃。“當時微博上好評一片，給人的感覺就是既可以幫助別人，也可以讓自己多個保障。”隨后，顏東幫家人也加入了互助計劃。“宣傳說疾病可以申請補助，就當是給家人一個保障吧。”顏東告訴筆者。

　　加入后第一期，顏東的分攤費用為0.16元，隨后費用逐月遞增，0.25元、0.47元、0.74元……2020年10月，當分攤費用增加至4.23元時，顏東選擇了退出。“一個月分攤2次，8塊多錢，還不如買個保險。”顏東告訴筆者，除分攤金額逐步遞增外，“不是所有疾病都能申請到補助”這一點也促使他萌生退意。

　　寧田（化名）就在申請賠付時受到了阻礙。據寧田介紹，她母親今年4月份進行了甲狀腺腫瘤切除手術，考慮到已加入互助計劃兩年，且甲狀腺癌屬于可報銷項目，她隨即幫母親進行了申請。

　　起初，客服以寧田“無法提供與母親的親屬關系證明”為由，拒絕了申請。“我上學的時候把戶口遷了出來，上在了親戚家。”寧田告訴筆者，隨后，她讓母親自己打電話申請，同樣遭到了拒絕，理由是“四類不給報銷”，“癌細胞沒轉移”。一氣之下，寧田停掉了家里所有人的互助計劃。

　　覆蓋范圍有限，可報銷病種有限，加之參與者加入時可能忽略掉各種條款細節，都為當前的網絡互助項目添上“不確定性”。盡管美團互助曾推出“首個不限病種的大病保障”，但在石先生看來，“不限病種”未免還是風險過高。

　　“未來，‘不限病種’的風險防控難度會非常大，一個疾病失控就可能導致全局崩盤。”石先生告訴筆者，“如果能這么干，保險公司、之前的互助項目早就干了。”

　　美團互助健康告知

　　為此，石先生提醒稱，加入互助項目前一定要悉知健康告知，盡管部分互助計劃的相關告知“很隱蔽”。“健康告知相當于加入的門檻，不符合要求的，即便加入了，得病后也沒辦法參與互助。”石先生說道。

　　互助不是保險

　　互助計劃并不是保險。

　　“這就意味著它既不在銀保監會的監管范圍內，也不像保險、保障基金一樣有國家兜底。”石先生告訴筆者，參與者起碼應該做好心理準備，平臺跑路、計劃解散都有可能發生。

　　鄭莉莉則向筆者解釋稱，從風險處理的角度來看，商業保險的投保人通過繳納保險費“把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而網絡互助平臺本身則“不承擔給付責任，由成員共擔風險”。

　　2020年9月8日，銀保監會發布《非法商業保險活動分析及對策建議研究》，稱“網絡互助平臺會員數量龐大，屬于非持牌經營，涉眾風險不容忽視”。

　　石先生告訴筆者，一時間，他朋友圈里的保險銷售紛紛“興致高漲”。但鄭莉莉也坦言，盡管網絡互助門檻較低、保費較低、發展速度快，可能“讓保險公司產生危機感”，但網絡互助想要替代商業保險“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回到被點名這件事本身，網絡互助項目為何遭證監會點名？石先生告訴筆者，“無法以現行的法律制度界定”，這就是癥結。

　　舉例來說，小李患病，申請互助遭拒，將平臺告上法庭。如果互助是保險，訴訟主體是保險公司，有資金池，小李能得到賠償；如果互助是慈善，訴訟主體是慈善機構，后者未許過承諾，案件也會有定論。

　　“互助就很尷尬。說它是保險，沒資金池；說它是慈善，又剛性兌付。”石先生告訴筆者，個案還好，但如若相似案例增加，整個網絡互助行業都可能受到發展限制。

　　而在鄭莉莉看來，針對行業“迫切”的監管需求，首先要做的，是明確監管歸屬。在此基礎上，監管部門應該出臺規范性文件，對準入資格、資金安全、運營規則等進行明確規定。畢竟，從當前來看，網絡互助仍面臨較高的資金風險和道德風險，后者既來源于平臺經營者，也來源于平臺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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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鑫